其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

                            其二

              昨夜江头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被称为“理”家宗师，这两首小诗看似写景，实际上都含有言外之意，富含理趣。

偷食

宋以柱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错放

三石

    “二狗被警察抓走了！”

    村里人奔走相告，大家极兴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数落着这些年来二狗的种种劣行。

    张三说：“这狗日的，去年冬天，他带着几个人到我酒店里喝酒，酒足饭饱，钱一分不付，还耍酒疯，将我的腿都打折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走路还不便呢。”说罢，张三还一瘸一拐走了几步给大家看。

    李四说：“就上月，二狗在村头调戏邻村过路的一闺女，我看人家闺女吓哭了，就上前劝二狗两句。这二狗，正正反反地扇了我十几个耳光，牙都给打落了好几颗。”说罢，李四还张嘴给大家看。

    王五说：“今年春上，有一天中午，二狗翻墙到我家偷东西，恰巧被我给撞见了，他不但不跑，还耍横，操起我家的菜刀劈了我两刀。喏，疤还在这里呢。”说罢，王五把袖子捋起，露出胳膊上两条赤色的伤疤给大家看。

……

    夜里，不过年不过节的，村里好些人家都放了炮仗。

    别看二狗平日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进了号子就成了酱黄瓜，竹筒倒豆子，把几年来造的孽干的坏事，一五一十地都招了，其中便包括打折张三的腿、扇落李四的牙、偷盗不成刀伤王五的事情。

    警察便到村里来调查核实。

    找到张三，张三却说：“二狗倒是隔三差五地会来我酒店里喝酒，可都是村里人，乡里乡亲的，怎么可能喝酒不付钱呢？”至于腿是如何折的，张三解释说：“那是上山砍树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折的。”

    找到李四，李四也说：“没有的事，二狗这人，虽然说不正经，可也不至于光天化日之下行不轨之事，没这胆量。”至于牙是如何脱落的，李四解释说：“唉，没办法，年纪大了，牙都掉得差不多了。”

    找到了王五，王五更是一脸迷惑：“哪有这事？二狗在村里霸道不假，可借他个胆，他也不敢跟我耍横。你们打听打听，方圆几十里地，谁敢动我王五一根毫毛！”至于胳膊上的伤疤，王五笑着解释说：“这怎么会是刀疤？这是我当年做篾匠时，被毛竹片划伤的，已经好些年了。”

    警察还找了些人，但这些人都跟张三李四王五说的一样。

    二狗被关了不到一个礼拜，便被放了出来。

    于是，村里人又经常看见二狗趾高气扬走街串巷，就有人悄悄发泄对警察的不满来。

    张三说：“警察有个鸟用，二狗干的坏事多如牛毛，竟然查不出来，我看只配回家给老婆洗裤头。”

    李四说：“据说警察在村里办案的吃喝费用都是二狗家给开支的，这样能查出案子来才怪呢！”

    王五说：“二狗有人，他表舅的女婿的姑父的一个同学，在公安局当科长。你们说，有这关系，能不放人吗？”

    不过，大家也就背后发发牢骚，对二狗却是不敢造次，老远看见二狗，就躲。躲不掉的，就低声下气跟二狗打招呼。

（原载《上饶晚报》2013年12月23日）

走正门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丰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一日，海爷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枯瘦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立着贺家的祠堂，迁也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一日，日过三竿，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唯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子挺直地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有的甚至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5都低着头鱼贯而入。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一副贵人之相。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戴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一别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唯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一手拎着篮子，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儿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原文有删改）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

补胎

李恒冲

    良小的老婆要临产了，他早开始了倒计时。天天扳着手指算，已经九个月零一天了，如果不懒月的话，再有六天，就能当上爸爸了。

    良小高兴，有使不完的劲儿。可近些日子，他却老是有劲没地儿使，真叫着急。原因也很简单。早先，通往山里的路很糟，良小就在山口开个修车补胎的铺子，整天有爆胎坏车的来求他，有时一忙起来顾不上吃饭。可现在呢，进山的路修得平平展展的，良小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大车小辆从眼前飞驰而过，熟识的司机有意识按一下喇叭，或颔一下首，算是打个招呼。可这礼貌的举止却令良小心里不是滋味。想想，他们跑的都是钱，自己站着干等闲。

良小清闲了，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照顾怀孕的老婆。可他总是个闲不住的人，再说，不趁年轻狠狠攒一笔，将来如何供儿子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洋呢?良小一准认定老婆怀着儿子，因为他天天都在隔着她的肚皮去享受有力的踢蹬：“小子，好大劲儿哟，再来一下。”那可是发自内心的自豪，无与伦比的幸福。然而，良小越是沉醉幸福，越是双手发痒，一天不动扳手，好比睡觉摸不着枕头。最后，良小实在耐不住清闲，打算去创造点活做。

    其实，从司机们的抱怨中，良小早知道有些地方修车的为自己找活做，在路上撒钉子，撒玻璃。以前他不屑，那是由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如今，闲下来后也常往那方面想，但毕竟做贼心虚，一次次都没有去行动。然而，终归顶不住闲散和不能挣钱的负重感，这天，他也偷偷向路上撒了钉子。

傍晚时分，终于等来了倒霉蛋。歪歪抖抖一辆小车停靠门口，下来个中年司机，听口音就知道是外地人，有怨气也不敢大声喘，只是抱怨：“人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爆了条胎，刚换了备胎，没走五十米，又扎了，真气人。两条胎都补了，要多少钱?”良小说：“一条三十，两条便宜点，五十吧。”司机说：“是否贵了点?”良小说：“嫌贵，前边修去，十里坡有家铺子，少说要你八十。”司机万般无奈：“补吧，补吧。”而后自言自语：“那个路上丢钉子的，一定生了孩子没屁眼儿。”良小心里说：“你甭骂，我早骂你头里了，又现宰你五十，值!”

    良小刚抄了工具要动手，突然，后邻王婶跑来喊：“良小，良小，快去看看吧，你婆娘摔倒了，流了满地血。”良小风一样去了，背了老婆又风一样回来了，站在路中央，等了半天没一辆车来。地上一大摊血，并有两股开始向低处蜿蜒。

    这时，那个外地司机开口了：“别等了，我送你们。”就见司机拿把改锥，照了左边的那条好胎扎了进去，并用命令的口气说：“快上车，这样平稳。”

    汽车在路上奔驰，发出吟吟吟的响声，拍击着良小咚咚咚的心跳。终于到了县医院，进了手术室。两个小时过去了，护士抱出了个胖小子，又两个小时过去了，推出了昏睡的老婆，不过，医生的话字字千斤：“幸亏送来及时，才保住了两条命。”

良小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去找那个外地司机，要给人家下一跪，赔给人家两条胎，不，十条胎。可四个多小时都过去了，哪寻去?只从医院门卫那儿得到一句话：不知两条命保住保不住，两条胎能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