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上，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读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绝盗

冯骥才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的第二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上班。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出门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的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两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好啊，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嘛！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说：“砸！”跟手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

帽子

安勇

    早晨，送完女儿回到家里，她忽然觉得很不安。

    本来在十字路口，按她的意思还想往前送一段路，穿过那两条马路后再返回，可女儿刚好看见一个同学，就急三火四地摆摆手，和她说了声再见。等她再想说什么时，女儿已经拉着同学的手跑远了，留给她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背影。

    丈夫还在床上睡着，几个房间里都流动着睡眠的味道。她用鼻子嗅了嗅，从空气里就闻到了属于女儿的味道。回忆起来，女儿的气味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从开始时淡淡的奶香，变成了如今活泼的青春气息。女儿呢，也从咿呀学语的婴儿，成了一名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想一想，这些仿佛都是一眨眼间的事情。

    她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到底还是忍不住，走进大房间里，推醒了丈夫。丈夫揉着眼睛，嘟嘟囔囔地问出了啥大事，是天塌下来了，还是地陷下去了。她没有马上回答，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才淡淡地说一句，我有点儿后悔，刚才不应该让孩子戴帽子。丈夫听了她的话，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伸出手摸她的额头，你没发烧吧，怎么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说起了胡话。她打开丈夫的手，撇撇嘴，你才发烧呢，我说的是正经事。丈夫就不再理她，翻身下床，躲进了厕所里。她走到厕所门边，还想再说点什么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有点隐隐的担忧，自己会不会一语成谶？

    在办公室里，整个上午，她的心里一直慌慌的，手上的工作也干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尾。眼前始终晃动着女儿戴着帽子的形象。她看见女儿背着书包、戴着帽子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眉飞色舞地和同学谈论着昨晚的综艺节目。两个孩子还因为喜欢的对象不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然后，她就看见女儿准备要过马路……想到这里，她就赶忙闭上眼睛，再也不敢想下去。

    到中午的时候，她的心更加慌乱起来。她和丈夫午休的时间都不长，女儿也不回家吃饭。每次早晨送女儿时，在路上她都会叮嘱几遍，中午别忘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她看看表，女儿放学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手机却静悄悄的，毫无反应。单位里的一个同事喊她去吃午饭，她嘴上答应一声，脚下却没动，还坐在办公桌前呆呆地看着手机出神。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屋子里很静，她甚至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女儿下午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手机始终也没响起来。她突然想立刻就去女儿的学校看一看。就在她打算出门时，领导交给她一份报表，让她一定要在下班之前赶出来。

    她的业务水平在单位里是很棒的，如果在往常，这件事情她一个小时就能轻松地做好。但今天却不行，她发现自己每统计一次，得出的数字都不一样，最后，那些数字像一只只小虫子似的从纸上飞起来，让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她想抓住任何一只，都很难。当终于把报表做好，交给领导时，她看见时钟马上就要指向女儿放学的时间了。她又一次看见女儿戴着帽子，心不在焉地从校门口走出来，一边挥手和同学说再见，一边穿过马路……她说声我得走了，去接女儿，就急匆匆地跑下办公楼，拦了辆出租车，向女儿的学校而去。

    女儿看见她从出租车里走出来时，表现得很惊讶，上上下下地看了她一遍。她也同样上上下下地看了女儿一遍。女儿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打车来接我？她的脸突然板起来，狠狠地说，中午为什么不给妈妈打电话？她的声音很大，旁边的几个家长和学生都扭过头来看。女儿觉得很委屈，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围着眼圈儿转。人家忘了嘛，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也不是第一次忘。

    她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搂着女儿的肩膀说，好了，下次别再忘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她找出另一顶帽子，把昨天女儿戴的那顶帽子扔在了衣柜的角落里。女儿戴上帽子时有些不解，问她干吗换来换去的。她端详了女儿一会儿，淡淡地说，昨天那顶帽子，帽檐太长了，挡眼睛。

青衫

海津

    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见到的男人，早已失去了书香熏染出的儒雅与温和。在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了那飘逸的青衫，我们身边的人，再也不见了那种诗情的洋溢。不见了青衫的时代，仿佛空气中缺少了一种成分，总是让人觉得有一些枯燥，有一些乏味，有一些沉闷。

    我对于青衫的怀想，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那种服装的款式。我一直执著地认为，那简洁流畅的青衫，就是莘莘学子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书舍学馆之中，那些翩翩的身影，总是在岁月中浓来淡去。青衫的背后，深藏的是浩繁的书卷，是满腹的经纶。

    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以简洁豁达的方式表达出来，总是以优美浪漫的形式呈现出来。青衫，既是简洁的，又是优美的。青色是一种不好确定的颜色，在可见光谱中介于绿色与蓝色之间。也有人说如果有一种颜色让你分不清是蓝色还是绿色，那就是青色了。我想青衫的青色还包括了黑色和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这样复杂地呈现出来的带有文化意义的青色，拥有中庸的品性，泰然，淡定，不事张扬，却透着一种执著与稳健。一袭青衫，自然流畅的线条，自上而下，一以贯之，不枝不蔓，没有任何修饰，不繁复也不简陋。它洋溢着中国文人不卑不亢、入世淡定与出世超脱的精神内质。

    青衫是文化的，它昭示的一切，来自十年寒窗、秉烛夜读之苦。苦虽苦矣，但是，苦中之乐，自有个中真味。且不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只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价值判断，也美若虚幻。夜深人寂，有红颜相伴，素手秉烛，红袖添香，即使读遍经史子集，又何苦之有呢？更何况还有心中那座黄金屋，在远方熠熠生辉，耀人眼目。

    款款青衫妆扮出来的，必定是一副周正坦荡的君子之相，君子必定有德才兼备之品。德与才的统一，是传统文人的完美追求，它氤氲成一种浩然正气，在中国历史的深处，撑起一座精神大厦。尽管有些沉重，但岁月，总会留住那些风景。

    我记起韦尔乔的一幅画，画中一个穿长衫的人，将绞索从容地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个穿长衫的人，则平静地为他扶着脚下的凳子，整个画面气氛宁静而安逸。这一切仿佛都很自然，穿长衫的人生死竟如此从容。是谁垂下的绞索？在绞索上结束的是什么？我想，那两个人身上穿着的长衫，一定是青色。

    那些穿青衫的人都已经逝去了，青衫也在岁月中沧桑老去，如一缕袅娜的青烟，在我的心里，如梦似幻，散而不去，淡而不绝。

聚宴

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一条缎带

    真正使她来到沃勒商店的，肯定不是什么传奇之类的事。她已经向母亲保证自己买一双长筒靴，可是，当她在商店漫步游逛时，却在渴望地盯着那些她买不起或不让穿戴的东西，比如那件正像莉妮有的游泳衣。

    莉妮，是的，伯特也许正带着她参加募捐舞会呢，在星期六这个美妙的夜晚。

    而她自己呢，有谁曾邀请她到乡村俱乐部去参加募捐舞会呢？当然，没有人会邀请这个害羞的珍妮。她沿着走廊走着，耷拉着头，从她的样子来看，心情很沉重。一块标着“吸睛利器”的招牌挡住了她，牌后放着一些丝带，周围摆着各式各样的蝴蝶结，牌上写着：各种颜色应有尽有，挑选适合你个性的颜色。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尽管她有勇气戴，但还为母亲是否允许她戴上那又大又显眼的蝴蝶结而犹豫不决。是的，这些缎带正是莉妮经常戴的那种。

    “亲爱的，这个对你再合适不过了。”女店员说。

    “噢，不，我不能戴那样的东西。”她回答道，但同时她却渴望地靠近一条绿色缎带。

    女店员惊奇地说：“哟，你有这么一头可爱的金发，又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孩子，我看你戴什么都好！”

    也许正是女店员这几句话，她把那个蝴蝶结戴在了头上。

    “不，向前一点。”女店员提醒道。“亲爱的，你要记住一件事，如果你戴上任何特殊的东西，就应该像没有人比你更有权戴它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你应抬起头来。”她用评价的眼光看了看那缎带的位置，赞同地点点头，“很好，哎呀，你看上去无疑地令人兴奋。”

    “这个我买了。”珍妮说。她为自己做出决定时的音调而感到惊奇。

    “如果你想要其他在集会、舞会、正规场合穿着的……”女店员继续说着。珍妮摇摇头，付款后向店门口冲去。速度是那么快，以至与一位拿着许多包裹的妇女撞了个满怀，几乎把她撞倒。当她走到门口时，一位可笑的老人正盯着她。那个人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在绿呢帽下垂着一把灰胡子，你能感觉得到，那灰胡子下的嘴正在笑她的缎带。她瞥了他一眼。尽管它不很贵，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过了一会儿，她吓得打了个寒颤，因为那个人事实上正在后边追她，不会是为那缎带吧？真是吓死人了。她向四周看看，听到那个人在喊她，她吓得飞跑，一直跑到一条街区才停下来。

    出人意料，她眼前正是卡森的杂货店，她意识到她开始就一直想到这儿来的。

    这儿是镇上每个姑娘都知道的地方，因为伯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在这儿。

    他果然在这儿，坐在卖饮料的柜台旁，倒了一杯咖啡，并不喝掉。“莉妮把他甩了，”珍妮暗想，“她将与其他人去跳舞了。”她在另一端坐下来，要了一杯饮料。很快她感觉到，伯特转过身来在望着她。她笔挺地坐着，昂着头，意识得到，非常意识得到头上的那绿色缎带。

    “嗨，珍妮！”

    “哟，是伯特呀！”珍妮装出惊讶的样子说，“你在这儿多久了？”

    “整个一生。”他说，“等待的正是你。”

    “奉承！”珍妮说。她为头上的绿色缎带而感到自负。

    不一会儿，伯特在她身边坐下，看起来似乎他刚刚注意到她的存在，问道：“你的发型改了还是怎么的？”

    “你通常都是这样注意吗？”

    “不，我想正是你昂着头的样子，似乎你认为我应该注意到什么似的。”

    珍妮感到脸红起来：“这是有意挖苦吧？”

    “也许。”他笑着说，“但是，也许我有点喜欢看到你那昂着头的样子。”

    大约过了10分钟，真令人难以相信，伯特邀她去跳舞。当他们离开杂货店时，伯特主动要陪她回家。珍妮忽然想起那条用于参加集会、舞会和正式场合戴的缎带。她不能戴现在这个，因为它和她的夜礼服多不相称呀。她告诉伯特，在沃勒的商店关门前她要去一趟。

    珍妮到那儿时，商店正在关门，她奔向柜台。当女店员看清是谁时，笑着走向柜台。“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她说，“我一直为你保存着它。”可是她取出的不是用于正式场合的那种。

    “它和我刚才买的那条一样呀？”珍妮奇怪地说。

    很快，她惊讶得张开了嘴。

    天哪，当时撞到那人时，它一定是被撞掉了……

    “这就是那条。”女店员说。

    忽然，珍妮笑了起来，笑个不停。她心不在焉地听着女店员讲述着：“一个好心的戴着绿呢帽的老人，拿着那条绿色缎带来到柜台……”

    她舒畅地昂起头。

（选自《读者文摘》198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