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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第三中学2023-2024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狄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然宋玉《九辩》和屈原《离骚》都抒发了忧患之感,但在内涵上,后者的忧患感更为深广。 B、屈原的忧患感是其所有作品的主基调,不仅是遭受谗言、猜忌的痛苦,更是对楚国命运的担忧。 C、《离骚》的前半部分主要写“愁”,刻画了楚国的种种政治乱象,流露出自我强烈的人生忧愁。 D、在“《乱》曰”部分,屈原在极度矛盾之下提出“离”忧的解决办法——效法殷代贤臣彭咸,投水而死。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屈原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催生了他的忧患感,而他的预感和担忧与历史进程却并不一致。 B、屈原因不被理解而孤独,但他不惧怕孤独,因为他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C、“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上下求索着自我拯救之路,这是《离骚》后半部分的主旨。 D、材料二将“离骚”的“离”理解为“远离”之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离骚》内容主旨的论述。
(3)、下列选项中,与材料一观点最不相符的一项是( )
A、班固《离骚序》评屈原“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B、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 C、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D、毛泽东评:“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
(4)、根据材料二的划分标准,教材中《〈离骚〉节选)》第3段属于《离骚》的哪一部分?该段主要书写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是什么?请结合材料二及课文第3段内容,简要说明。
(5)、材料一认为屈原具有忧患感和责任感,而材料二认为屈原《离骚》是在寻求“离去现实忧患”,两则材料的观点是否相互冲突?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进出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进博会在全球博览会中是以进口为主题的唯一的国家级博览会,是国际贸易史上的一大创举。自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开始,举办日期为11月5日到10日,举办地为上海。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摘编自“百度百科”“”进博会”词条)

材料二:

    第一二届进博会成果统计表

类别

参展国家、地区、组织(个)

展位面积(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家)

交易采购成交金额(亿美元)

境外采购商(人)

新产品、新技术(件)

配套活动(场)

第一届

172

30

3617

578

3600

300

370

第二届

181

36

3893

711.3

7000

391

380

(摘自《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相关文章)

材料三: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来看看。”该金句背后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消费品市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的引进政策,以及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让世界各国感受到进博会释放出的重磅利好。“进博朋友圈”越做越大,展位“一展难求”,现场更热闹非凡,商品琳琅满目:有阿拉斯加的帝王蟹、挪威的三文鱼、南太平洋的大目金枪鱼,还有德国的服务机器人、荷兰的LED灯、英国的知名跑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进博会的推动下,“引进来”同样取得了积极进展。“买全球、惠全球”理念与“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脉相承,擘画中国对外开放新蓝图,“引进来”与“走出去”都是中国开放理念的重要体现,闪耀着中国智慧的光芒。

(摘自《进博会体现了大国责任、大国担当》)

材料四: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此次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的倡议,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

    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历史潮流。当前,逆全球化思想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因此,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正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只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我们才能共同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摘自《开放共享,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文艺创作,既是时代的视窗,又是精神的花朵,并由此而铸就其“新”的禀赋与“美”的特质。这就使任何内容与形式的文艺创作,都必须以独具的魅力和特殊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以使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既可观瞻生活的胜景,又可实现认知的提升;既能获取艺术的欣悦,又能采撷思想的果实;既会驱散心灵的空虚,又会增强进取的信心。

    文艺作品所充盈和辐散出来的向上、向前的力量,其最大的聚焦点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在意识层次和社会层面,则属于道德范畴。虽然各种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文本与辞章、形象和故事永远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形成了文艺创作的道德决定论。诚然,文艺作品中的道德传递确实不像社会伦理学那样富于思辨力和逻辑性,但这只是存在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自从《诗经》《离骚》开启了文艺创作的先河之后,道德含蕴与道德评判就一直是文艺的主体形态和至高绳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甚至被奉为经典,正是隐匿于其中的道德内曜所致。孔子所作的《春秋》,之所以能让乱臣贼子闻而生“惧”,便是因为书中融贯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鲁迅的小说,看似在讲故事、写人物,但力透纸背的文字无一不是鲜明而强烈的社会道德评判。

    这并不是个例,而是一道铁律。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恪守和遵从。否则,只玩形式、玩技巧,忽视作品的精神品位与道德内涵,注定是难成正果的。文艺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弘扬良知与布达道义,就是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始终以创造文明和弘扬道德为己任,并以优美的形式和诗性的表达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使我们得以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为此而由衷地将之称为“经典”与“史诗”,永远地将之定格为思想的圭臬和道德的范式。

    在文艺创作中,真善美是道德的最大极和文明的最高值。创作主体只要在创作实践中抓住了这个关节点,并加以艺术化、审美化的实施与表达,就一定会创作出社会认可、受众认同的优秀作品。做到这一切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则是须经过多方砥砺和艰苦磨炼的。除了艺术技巧方面的艰苦磨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精神、道德上的不断淬冶与提升。处于改革时代与发展大湖中的艺术家们,更应当源源不断地用精品佳作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点亮人生、纯化生活、助推发展。

(摘编自艾斐《发掘和表现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使命》)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来唱;一唱三叹得回肠荡气。唱叹 再不够的话,手就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 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 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徒歌新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 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感表达到家就成,用不着说多余的话。重叠可以说是原始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协调,是后来有了文字才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繁殖的趋向,而且各个物种中变异了的后代,可以通过其习性及构造的多样化去占据自然条件下多种多样的生活场所,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更倾向于保存物种中那些最为歧异的后代。这样,在长期连续的变异过程中,同物种的不同变种间细微的特征差异趋于增大,并成为同一属内不同物种间较大的特征差异。新的改良变种必将替代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自然群体了。每一纲中凡是属于较大种群中的优势物种,它更能产生新的优势类型,其结果必然是每一个大的种群在规模上更趋于增大,同时性状分异也就更大。由于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的种群都扩大规模,其结果就是优势类型在竞争中打败了较不占优势的类型。这使大类群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性状分异更趋明显,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物种的绝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有极少数大纲在竞争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优势,而其中所有的生物类型都可以排列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次一级生物群。用特创论的观点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系统下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划归大小不等的类群这一重大事实。

材料二:

达尔文在环球考察中观察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活着13种地雀。这些地雀的喙差别很大,不同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而在辽阔的南美洲大陆上,却看不到这13种地雀的踪影。

这些地雀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物种,从南美洲大陆迁来后,逐渐分布到不同的岛屿上。由于生活在地理隔离的各个岛上的地雀种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突变和基因重组,而一个种群的突变和基因重组对另一个种群的基因频率没有影响。因此,不同种群的基因频率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由于各个岛上的食物和栖息条件互不相同,自然选择对不同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就有差别:在一个种群中,某些基因被保留下来,在另个种群中,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另一些基因。久而久之,这些种群的基因库就会形成明显的差异,并逐步出现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一旦形成,原来属于一个物种的地雀,就成了不同的物种。由此可见,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普通高中生物教科书《遗传与进化》)

材料三:

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摘编自2009年5月27日《科学时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唱支山歌给你听

陈 毓

农大毕业考入省直机关工作第五年,尚天华领命去木鱼包村扶贫。

黎明时,尚天华从省城出发。落日皴染群山时,车在木鱼包村委会门前停稳。村支书逮住驻村干部们的手一番猛摇,满脸堆笑,大声招呼:喝茶,喝杯我们的富硒茶。一句话向每个人说过,这才回身喊叫结对子的贫困户站过来,和干部们相认。

许艾香是尚天华结对子的第一户。三十五岁,初中毕业,守寡三年,儿子十岁。致贫的原因是患矽肺病多年的丈夫久病无治,留下身后债。

许艾香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但人很利落,面对尚天华,两手搓个不停,像是正要洗手忽然被喊来一般。尚天华就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去她家里看看。许艾香说好,她一早来接,抄近道。

第二天,尚天华被贴窗的鸡叫叫醒,看窗外,天泛白,索性起床。他走到昨晚所见的那片茶山,看到除了来时那条通村公路,散落山间的农户只能靠蛛网似的小路连接,难怪许艾香说,要抄近道。

眼见天放光明,尚天华吸了一肚子饱含茶香的空气,转身欲回,猛见许艾香就在身后站着。许艾香见尚天华反应过来,立即转身带路。尚天华紧赶慢赶,却只望见许艾香的背影。

穿过一片槐花林,许艾香在一个屋场停住。土墙瓦屋,门里门外,显然用心打扫过,但许艾香的家暴露在眼前,尚天华的心还是疼了一下,家徒四壁,最抢眼的,大概算是墙上挂着的半吊腊肉。

尚天华此刻必须和许艾香说话,更细致地了解她的实际情况,找寻帮扶路径。直觉告诉他,许艾香不懒。许艾香端来一碗蜂蜜水给尚天华喝,说去年春天,院儿里忽然结了一窝蜂,不劳而获,蜂蜜她都没好意思多收。许艾香说今年蜂太挤了,得想办法赶紧给蜂分家。说起蜜蜂,许艾香一脸生动。

许艾香一定要留尚天华吃饭,说不给头回上门的客人吃饭是会被人笑话死的。

腊肉卸下来,切一块,再挂回去。从屋后付林掰来付笋,做竹笋炒腊肉。苞谷面贴饼。有一碗不知什么做成的食物,乌黑、滑爽,酸辣可口。许艾香说是神仙叶凉粉,用五到九月采下的新鲜神仙叶子做最好,做不完的叶子晒干,一年四季都能做。

许艾香说山下集日她都要挑两大盆凉粉去卖,两块钱一碗,收入就靠卖凉粉。

当天夜里,尚天华给一位熟悉的大学教授打电话,得知许艾香所说的神仙树叶学名叫二翅六道木。作为食品加工,市场上已经研发出保鲜、包装工艺。尚天华很激动,这可是好消息。

尚天华请村支书统计木鱼包村能做神仙凉粉的家庭,规划许艾香养蜂、凉粉加工所需资金,帮许艾香落实扶贫贷款。

许艾香在槐花林架起二十个蜂箱,开始正经养蜂。尚天华决定先做蜂蜜和凉粉,他先把从淘宝买来的十箱密封罐交给许艾香,嘱咐许艾香严格按蜂蜜食品的卫生标准装罐打封。过了几天,尚天华又把凉粉加工和包装的设备运来。同时“木鱼包”牌商标的注册设计工作也已完成。

“木鱼包”牌神仙叶凉粉、蜂蜜正式出品。尚天华又成了产品推销第一人。他带着蜂蜜和袋装凉粉回单位,同事们抢购一空,说支持他的扶贫成果。

尚天华帮村民们建了“木鱼包”产品交流群,许艾香是群主。尚天华的女同学女同事也在群里,她们喝过“木鱼包”蜂蜜,大呼不一样。朋友圈推广,订单大增,叫尚天华都感叹。神仙凉粉经一番试吃,也订单纷至。许艾香带头建起电商服务站,帮助村里的富硒茶、腊肉、干槐花、土豆片、蕨菜走出去。

蜜蜂勤快,许艾香比蜜蜂更勤快。收蜜装瓶,加工装箱,收单发货。再之后呢,许艾香说,数钱。许艾香家的槐花开了四回。“木鱼包”凉粉、蜂蜜,进了城里的扶贫超市,上了城里酒店的餐桌,销售到许艾香做梦都没去过的远方。许艾香将她的家庭小作坊,做成一个有六个男工、十八个女工的小企业。“木鱼包”成了木鱼包人的“木鱼包”。

尚天华返城。他走到那辆来时崭新而今已跑了十八万公里的车跟前,看见一群女人在候他,车旁堆放着腊肉、鸡蛋、干笋、香椿……尚天华笑:“你们这是送红军啊!我不是红军,也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女人们都笑。许艾香勾着头,像是突然得了灵感,说“我们也没啥贵重东西送干部,你不收,你是党派来的,我们就给你唱支山歌吧。”

许艾香扬声起头,歌声悠扬:

兰哟草的花儿哟(哟咿哟号嗨),不呀会的开哟(哟咿哟号嗨),开在那个高山哟陡呀陡石崖(哟号嗨),(哟号哟号)陡呀陡石崖(呦号嗨)

叫了一声妹哟(哟咿哟号嗨),叫了一声郎哟(哟咿哟号嗨),带妹那个一把哟上呀么上高台(哟号嗨),(咿哟号咿哟号哟咿哟号嗨,咿哟号咿哟号哟咿哟号嗨)带妹那个一把哟上呀么上高台(哟号嗨)

女人们给许艾香伴着和声,共同演绎这首歌。

尚天华在木鱼包常听人唱山歌,这一次,他听得最动情。不知不觉中,眼睛潮润了。

(选自《天池小小说》,2021年第13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诗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获有那么普遍的荣誉,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方面的成就,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的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同时都由他自己来创造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之外另外有什么词汇。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诗品》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些话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从汉帝国发展到唐帝国,生活内容五百年来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只是更成熟地走向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已。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生活中,累积了生活经验,也累积了生活感受,仿佛一个住了几十年而没有剧烈变化的家乡,其中一木一石,都能唤起生活中的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个“月”、这个“关”、这个“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其中累积了多少人的生活史,它们所能唤起的生活感受的深度与广度,有多么普遍的意义!正是这样,这首诗才能如此形象地典型地被歌唱出来。且不说一首完整的诗,就仅仅“关”“山”“月”三个字连在一起,也会产生相当形象的联想。这难道不是唐人普遍的感受吗?

至如“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个“柳”又是何等地为生活所熟悉。然而诗化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生活的熟悉,正如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样,一个民族心理和特征的形成,虽决定于它的生活,也渊源于它的文化传统。从《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柳”的形象开始是偶然地而非很普遍地在诗中出现。然而“柳”已经与“春天”、与“游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逐步深入人的情感世界。《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陶渊明则自称为五柳先生,王恭则被人称道为“濯濯如春月柳”。而“柳”在诗中大量的出现,则仍要到北朝《折杨柳》歌辞出现之后。接着隋、唐进入了统一,随着春风得意的时代,随着游子以至边塞的生活,“柳”就成了生活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它是生活也是诗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生活谚语。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民族形式,我们所能学习的就更多了。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寒雨连江夜入吴”“鸬鹚山头微雨晴”,一直到“清明时节雨纷纷”“江雨霏霏江草齐”,这个“雨”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雨,然而到了诗歌语言中它又逐渐成为多么富于联想的一个词,而它的丰富性、普遍性,也是直到唐代才更为突出的。所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山”“月”,这里的“雨”“柳”“酒”“关”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就无怪乎它之成为最富于感染力的赠别诗了。而“客舍”的旅人之情,“青青”的欣欣生意,与那最后二句的巧妙构思,交织成阳关三叠的歌唱。而从此“渭城”也就被赋予了鲜明的诗意,所谓:“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

这样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唐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生活信念、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吸取着、创造着这些词语,这就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鲜活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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