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西汉起儒家的法律思想被奉为正统。不过儒家虽然主张礼法并用，但在他们眼中，礼与法不是半斤八两，中国封建法制的实际情况是“礼治”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刑罚必须以礼德为依据，以伦理为统率，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患于未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最初，刑起于兵，后来有了法，但主要还是刑法，人们一谈起法就很自然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平民百姓都谈法变色，视诉讼为畏途。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政事的兴废、法制存亡，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法家虽然反对“人治”，可是，他们又主张“法自君出”，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人治”的窠臼。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法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

——摘编自刘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在经济发展、氏族纽带被冲破的前提下，由于外来平民与本国贵族的激烈斗争，迫使贵族不断让步，被迫妥协而产生的。罗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他们很早就把法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法律思想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世俗君权的膨胀，思想家们在驳斥教权专横的同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抨击，批判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专制、人治上。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自此，世俗社会的制定法不仅要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还要体现和服从上帝的神法。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法典中大量的关于刑事内容的规定被民法化了，西方的公法也具有强烈的私法化的倾向。

——摘编自于力军《中西法文化差异与中国法文化现代化》

材料一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个名叫谢士先的人告发申坦是刘义宣(谋反败亡者)的同谋。当时申坦已死，他的儿子申令孙为山阳郡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便到廷尉投案请罪。廷尉卿蔡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朝廷宽赦)，犹应蒙宥(宽恕)。令孙天属(父子天性相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同时指出谢士先“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又有告状的百姓二十二人，案情还未了结，还得参与廷尉审讯，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该暂时拘押在尚方(监狱)之中。蔡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

—摘编于李延寿《南史·列传·卷二十九》

材料二  公民们：……在一个共和国当中，退位的国王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派上用场：要么是危害政权的安定或是威胁自由，要么就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结果。……我必须声明：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至于路易十六本人，我建议国民公会立刻宣布他是法兰西全体国民的叛徒。我建议为牺牲的自由革命烈士们竖立纪念碑，让人民始终铭记权利意识和曾经屈服于暴君的恐惧，同时也让所有的暴君永远知晓并害怕人民及其正义。

—摘自罗伯斯庇尔(1792年 12 月3 日)《就对国王的审判问题而作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