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该管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一  汉武帝时，皇帝开始任用一些出身低贱的人加以中大夫等官，形成内朝。后来，汉武帝设置大司马统领内朝官。汉武帝以后，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丞相更名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并称“三公”，三公制度逐渐建立。东汉时，一切机要政务皆由尚书台控制。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八座”之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其时有八座联名署事制度。唐朝建立后，以尚书令、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为“八座”。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八座”往往需要听取和集中省内各部门和官员的意见，召开月例会和专题会等会议。

——摘编自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材料三  宋初二府所掌互不关涉，枢密院长官与宰相亦互不兼任。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与军政，互相牵制有贻误军国大政的弊端。为调整这种权力关系上的矛盾，常在战时以平章事兼枢密使。南宋宁宗以后，以宰相兼枢密使遂成定制，设立“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官衔。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四  清代前期，军机处设立之前，先后协助皇帝处理题本奏折的是内阁和南书房。军机处设立之后，由于地近禁廷，便于宣召，深受皇帝宠信。军机处最主要的人员可分为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乾隆朝之后，军机处奠定了其成为朝廷“行政枢纽”“行政总汇”的地位。

——摘编自郑伦班《军机处与清末中枢机构改革初探》

材料   明朝吸收元代教训并结合宋朝地方治理经验，在地方实行军政、民政双轨体制，内地建立以布政使司为代表的民政体系；边疆、战略要地设立以卫所、都司为代表的的军政体系，确保了边疆稳定；同时在西南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册封西藏宗教领袖。明中叶后，鉴于南北形势变化，中央政府委派高级文官以“兵部尚书”等名义充任地方总督，主管一省或多省军政；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担任一省巡抚，主管民政。通过这些措施，明朝巩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基本肃清东南沿海倭寇；东北的蒙古、女真也一度被限制在山海关以外。万历年间还成功抵御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

——据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等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明朝制度“因势而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论述。据此，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至少两个具体制度，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史实准确、逻辑严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明朝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