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秦汉边地设置郡县得失的基础上，首创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让其继续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称号，羁縻府州赋税不上交中央财政，户口一般也不上报户部。该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在上述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的管理权。都护由汉人担任，中央任命，不能世袭。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她区，边疆的行政包括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三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它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延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的原则。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继续采用春秋战国时期的移民实边措施。一方面采取“徙谪，实之初县”的措施，罪人被谪往边疆戍守或劳役，起到保卫和开发“初县”的作用，可以解决边疆的用人之需。这些戍守在黄河边上以及岭南各地的兵士，同当地百姓杂居，进行垦殖事业。另一方面还通过赐爵和免役等优惠政策，招募一些人迁往边地进行实边。被募的人群由政府提供生产生活用具，并将他们编入户籍，统一管理，教其战事，形成了紧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富有战斗力的团体。汉武帝时期，除了大规模的募民实边外，还在新开辟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军卒屯田，屯田集中于河西走廊及西域的丝绸之路沿线，用以保护商路、供给往来，还是汉朝管控西域诸国的重要战略支撑。参与屯田的主要是军人，组织程度高，战斗力更强；边地官府无须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训练，只需供给衣食月俸。

——摘编自张冠梓《从多元到混一：中国古代实边的演进》

材料二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表（部分）

——摘编自李大龙《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一

图2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示意图（局部）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公路交通建设，修筑了川滇东路、川滇西路、川中公路、川康公路和从重庆到汉中的汉渝公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规划建设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至1941年底，新修筑公路累计达5000余公里。国际交通方面，在西南修建桂越、滇越、滇缅、中印等交通线路。

——摘编自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发展民族地区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譬如，在公路建设方面，经过几年艰苦的修筑，世界闻名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同时通车，“所有这些，都是西藏破天荒的大好事”。

——摘编自瞿晓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