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另起炉灶”②“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③“一边倒”④求同存异

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依据人民网-国际金融报《广交会大事记》、欧阳湘《“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广交会的干扰与破坏——兼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编制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自拟题目，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后，组织人摘译瑞士国际法专家滑达尔的著作《各国律例》，摘译部分最初编入《四洲志》后由魏源籍入《海国图志》。组织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标志着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知程度有了质的变化，至少表明林则徐已经意识到西方国际法与一般“夷情”不同，堪为“制夷”工具而加以利用。

林则徐能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冲破“夷夏大防”的传统世俗观念，大胆引进、研究西方国际法，实为开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之端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学者认为林则徐是将近代国际法引入中国第一人。

——摘编自唐立鹏《林则徐对西方国际法的引进及运用》

材料二 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更改，以求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项通例，皆由本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增减者也。宜明告各国云：某年之约不便于吾民，约期满时应即停止。某货之税不合于吾例，约期满时应即重议。

——摘自郑观应《易言》

材料三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发表演讲，说“此时国际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摘自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