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民国文官制度的初创者。他关于文官考试制度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科举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考试原则蕴含着民主精神，不能将其一概抹杀，需要加以批判继承，因此大小官员都需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二、有些人口才出众却没什么实学，容易通过演讲煽动民众而在选举中获胜；有的人善于思考却拙于表达，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大放异彩。因此还要用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补充。三、他提出“五权宪法”的构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其中考试权居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与其他各权不分高低，平起平坐；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其他各权中分离出来，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摘编自陶继波、马卉《民国时期文官制度发展概述——兼论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1929年8月1日公布的《考试法》中取消女子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将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应考资格中的“民国男子”改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规定，一直延续执行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特种考试暂行条例》，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改革文官考试的“基本立法原则”。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的陈大齐曾对国民政府的人才标准和考试科目设置作了详细说明：抗战后，情势变迁，每次举行考试，都有迅速结束的必要，遂简化二试为一试，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合并在一次考试内考毕，不分先后。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的并重，论者谓为兼采英、美两国考试制度之长，亦足为考试制度上的一个优点。据亲历文官考试的汪掁国回忆：“文官考试从其考试科目之内容来看，封建科举的气息少，很大程度上有似欧美、日本的文官考试，所考的多系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与科举时代所取类皆文艺辞章之末，有所不同。这种文官考试，更多的是注重实务、注重才能。”

——摘编自房列曙《抗战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在“政党分赃制”的影响下，官吏的任用是以党派为基础，从而造成官吏队伍不稳定，政府工作混乱，政策缺乏连续性。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斯坦顿父子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述，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迫使政府必须增加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需要增设一些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一大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此期间，随着平等、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要求平等参与政府工作的愿望日益强烈。1854年，英国与俄国在克里米亚作战，英军因后勤供应问题伤亡严重，加剧了人们对政府官员管理能力的强烈不满。随后，英国相继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最终确立了文官制度。

——摘编自徐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材料二  民国时期建立的文官制度，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和古代的科举制相比，开放性要小。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中的考试与任用在实际上是相互脱轨的，无法实现所有的文官都经由考试合格才任用的设想，不乏任人唯亲的现象存在。由于民国时期的军治和党治色彩浓烈，经过一般程序通过考试合格的人，入职后还要进行学习，薪金远要比非考试合格途径上来的待遇低，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虽然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是孙中山先生设立的考试独立权、任用制度，具有开创性，可以被视为我国近代文官制度之开端。虽然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但是在之后到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得到相应的体现，如建立的一整套文官制度，有效促进当时的行政管理活动。

——摘编自刘桂君《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研究》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科举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与重点在于推荐（所谓“乡举里选”）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拨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已广为人知；在当时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竞争考试的观念均与中国有关；议会内外都认为考试制度是中国创立的制度，而且没有人加以否认；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而且没有任何西方的个人、国家或种族声称其拥有考试制度的发展权。

——改编自“（1855年）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议院辩论记录”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材料   民国文官制度以西方近代文官制度为蓝本，继承传统科举的某些因素，历经多次改革。孙中山提出考试权独立的治国理念，认为官吏为国民公仆，要通过考试最用一切官员，并对其严格监督。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设铨叙局负责文官的考录、升迁、任免，拟定《文官考试令》，构建起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框架。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考试法》。在考试内容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计23科，后增加机织、染色、商业等科。但实践中，考试和任用脱节，其实施几十年录取人数不过千人。蒋介石执政后，更为党务、军务人员进入文官队伍大开方便之门。在地位方面，考试任职的文官在薪酬和升职上不如其他途径进入文官系统的官员。从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方面看，民国文官制度尚不如科举制度。

——摘编自徐萍《从进士科举到文官考试》

材料一   唐初根据“善”和“最”的综合考察把官员考核结果分为三等九级。所谓“善”主要是指人的品德，如工作态度、工作责任感等。所谓“最”主要是对官员的任职才能和工作成绩的要求。

唐代外考的考核流程是由官员上级初步考核，包括述职、定等、校定、上报，由中央机关吏部考功司复审，考功司作为考核的法定机构，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考核队伍。复审时，由校考使、监考使负责审核监督，之后，公布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提请复审。所有参加考核的官员，考核成绩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考核成绩为中中的，俸禄不加不减；考在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私罪下中以下，公罪下下，解除官职，停发当年俸禄，追还任命书

——摘编自田群艳《唐代官吏考课制度述评与借鉴意义》

材料二   张居正恢复和健全了以六科控制部、院，以部、院控制地方巡抚的旧制，再创制了内阁控制六科的做法。他设置了三本账簿，要求各科的账簿，上半年、下半年各清理一次，查核簿内的事情有无拖延。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做到了“月有考，岁有稽”。除了定期考核外，有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特别考察即闰察。他还依省区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可以随时对不称职的官吏提出弹劾，对于有政绩的官员，可以为其奏功。

——摘编自蒋长芳《张居正的考成法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官考绩总成绩按100分计算，其中工作实绩占50%、操行占20%、学识和才能各占15%，同时规定如果工作实绩单项考核不满30分，也视为不及格。按照文官考绩的多少进行定等。其中，将年考分为六等以上者为一等，70—79分为二等，60—69分为三等，50—59分为四等，40—49分为五等以下者为六等。年考以60分为合格。

——摘编自秦涛《近现代中国公务员考绩法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