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一   187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行“废藩置县”政策，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开始编制全国性户籍。《户籍法》规定“户籍旧习错综复杂，在于按照族属而不按地域编制，虽有遗漏而不便检查。此度编制之法采用臣民同等，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乃至平民，均按照地域编之”，“以其居住之地专收无遗漏为宗旨”，“根据各地方的土地的基本情况划分区域，以区为单位，各区设户长掌握其辖区内户数，人员生死出入等详细情况”。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为一“户”，“户主、直系长辈、户主配偶、直系晚辈、旁系亲属均须记录在册”。户主是家族之长，一户之主，家族成员按照尊卑、男女、长幼顺序记载，无论入籍、除籍、转籍均需户主申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历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意见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李丹阳《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