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材料一 （中古时期的欧洲社会）存在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领主附庸集团，它是从日耳曼人的家族血缘制度、亲兵制度和罗马的军事体制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与同样带有军事色彩的领主、农奴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贵族等级制度；教会开始拥有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握世俗的伦理和信仰。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在一个庞大的封建农村社会旁边，就站立起了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弱小，却充满了生机，它是在封建社会主流体制外不断发展的，形成了价值标准，创造了新的文化，正是从这个体制外的力量中，孕育出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

——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