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运用多样的治理策略——道德教化、科举引导、榜样激励、乡贤治理及宗族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的规范，以实现淳风化俗，民德归厚的治理目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策略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即以德治为主，礼法兼用。“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在经济上，他们带领乡邻搞地方建设，既是倡导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在礼法上，制定或修订地方的乡规民约，是乡邻私怨和纠纷的仲裁者；还是违德败俗行为的判决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策略于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一   187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行“废藩置县”政策，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开始编制全国性户籍。《户籍法》规定“户籍旧习错综复杂，在于按照族属而不按地域编制，虽有遗漏而不便检查。此度编制之法采用臣民同等，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乃至平民，均按照地域编之”，“以其居住之地专收无遗漏为宗旨”，“根据各地方的土地的基本情况划分区域，以区为单位，各区设户长掌握其辖区内户数，人员生死出入等详细情况”。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为一“户”，“户主、直系长辈、户主配偶、直系晚辈、旁系亲属均须记录在册”。户主是家族之长，一户之主，家族成员按照尊卑、男女、长幼顺序记载，无论入籍、除籍、转籍均需户主申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历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意见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李丹阳《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