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材料一  有学者提出，采取“一边倒”是中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有些学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必然胜利的思想理论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就是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摘自董振瑞《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新中国坚定地实践着“一边倒”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获得发展机会，但也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这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多种因素促成“一边倒”外交战略不断弱化，为新中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摘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党际交流属于执政党直接的对外组织传播，因此有很鲜明的特征和研究价值，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杨洁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

任选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时期，结合所学知识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