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材料二：（董）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异）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那些）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一致）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材料四：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来唤醒国家及人民。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

——徐中约《中国的奋斗》

回答：

材料 中国近代史，是悠久的中国历史的一段，是为时甚短的一段。它不同于唐史、宋史那样的断代史，而是代表一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却远没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那么长，比起唐、宋一个王朝的历史也要短得多。然而它是刚刚逝去不久的历史，无论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的国外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所不可比拟的。 ——编自陈旭麓《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围绕“近代中国”，自拟论题，并结合具体史实进行论述。( 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从法国当时的历史来看，民族主义是在对抗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王权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共同体的情感意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已深入人心，为大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新的共同体坚持，并体现在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法国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法国大革命逐渐蔓延。

——摘编自崔卫峰《“民族主义”内涵之我见——以法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特点为例》

材料二 1908年，刘式训上奏清廷要求制定国籍法，他列举了四点理由：一是主权的问题，认为国籍可以看作是“声张主权的一个要件”；二是与条约的关系，认为海外殖民地的“登录民”(华侨)回到国内置办财产，可能导致“禁止外国人在内地置产”的条约遭到“暗中破坏”；三是应对欧美“出生地主义”国籍法可能对我国“血统主义”传统造成的冲击；四是欲成为近代立宪国家，不论选举或征兵都需要确定国民，“国籍法不可或缺”。该项奏折得到皇帝批准，制定国籍法被提上议事日程。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材料中民族主义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