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一：明朝中后期，在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从事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棉纺织业成为这一地区人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据正德《松江府志》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正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严重滞缓的中国棉纺织工业带来了意外的机遇。1914﹣1922年，中国棉纺织工业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发展，不但结束了多年的萧条局面，而且为其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综述》改编

材料一：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的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即，一律按才学标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唐朝普遍实行科举制，凡举士，皆重考试。由此，九品中正制度被完全废止。通过科举考试，一些家庭出身低微的士人也可以中举，可与世家大族、官言人家通婚，重视门第出身的风气越来越衰落。这是中古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唐末以来，“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造成以黄巢为代表的落第进士起兵反叛的历史教训。

——综合自樊树志《国史概要》、邓之诚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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