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是我国兼业农户形成并得以相当程度发展的时期。农户兼业的主要形式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其所从事的生产项目颇为繁多，产品多以为城乡市场提供日用品为主。其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棉布和棉纱，其次还有蚕丝、苧麻布、苇席、蒲席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广州府志》记载：广东东莞县西南乡间，农家“田事之余”“则捆莞为席，辫麦为笠，穿绒为伞”。

——摘编自刘小京《略析明清时期的兼业农户》

材料二：近代中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县有报告资料的县份统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

——摘编自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材料三：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摘编自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较春秋时期有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都市商业贸易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商人为使自己的商品畅销，除了注重产品质量外，还看中了对产品的宣传。口头广告和实物广告就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广告形式。早期的商业广告，还学会了利用名人效应等手段，这使得广告能够在整个交易时间内起着招引客人的作用。

——整理自《中国古代广告历史概述》

材料二：中国古代广告文化反映了古代的商业习俗，记录了古代商业文化演进的轨迹。随着市场竞争的出现，广告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大小经营者都注意广告中宣传商品和服务的特点，利用具有吉祥、发达、亲近等含义的字号和书法上乘、做工讲究的牌匾吸引人们的目光。不仅增加了号召力，而且为它们注入文化内涵，使之具有了较多的文化传播意义，从而使古代广告传播跃上一个新的层面，成为传达商业文化的载体。

——摘编自李燕《中国古代广告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