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开启了海洋知识积累和传播的新时代，形成了综合运用牵星术、地表目标、水情导航的成熟的导航技术，首次将指南针运用于导航。宋代近海贸易的发展促成了近海区域市场的形成，加强了近海地区的市场联系，推动了海洋性地域特点的形成，为远洋贸易及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奠定了新的运行机制。水上信仰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完整有序的水上神灵信仰体系，催生出圣妃信仰等若干新的信仰因素。宋人对亚洲海域的地理方位、航路、季风、潮汐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宋人的观念中海洋不再是虚幻的神仙世界，而是充满风险和财富，可生财取利的生存空间。

——选编自黄纯燕《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

材料二：14世纪，鼠疫席卷欧洲，带走了2400多万人的性命。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欧亚商路关闭，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理，将自己的国土推进到了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斗争几乎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同步打响。幸运的是，体魄强健、免疫力强大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鼠疫流行的灾难中受到的损失远小于其他欧洲各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人口急剧膨胀，各种奢侈品和日用品的价格高涨起来，黄金供应的不足，使得市场上货币成色下降，信用降低，国内矛盾都开始激化。生产力的水平与稀缺的资源已经无力在内部解决整个国家出现的危机。此时的欧洲，文艺复兴带来了经济、艺术上的复苏和思想上的解放；地圆说的出现，让航海家和水手们不再担心向着大海航行最终会掉进地狱；在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航海技术的同时，欧洲人自己在船舶制造和航海仪器的发明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1200年至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便整整增加了两倍；罗盘、直角仪、海图、三角帆、艉舵也相继出现。恰在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造船家发明了三桅帆船。

——选编自《大航海时代：1434—1644》

请回答：

①“俞大娘航船”    ②《清明上河图》
③晋商和徽商    ④洛阳等商业都会被称为“五都”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徽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材料一

从西周到西汉，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所居、祭仪以东向为尊，故都城布局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东汉以后，天子祭天之礼成为大典，定制在国都南郊举行，兼须配合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之需要，都城布局遂一变而成为坐北朝南；到隋唐时代，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又设计了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 都城布局又影响到州县治所城市的布局。在唐代州(府、军)治所城市普遍实行子城制度，“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其次州、县普遍置立社稷坛。

——摘编自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材料二

1466 年，意大利建筑家劳拉纳与他人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又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 劳拉纳提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

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 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

——摘编自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材料三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 近代城市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 此外，城市空间出现新城区、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在19世纪末，北方工业中心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而上海的社会问题则更为尖锐，各种帮会组织在上海滩风起云涌。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材料四

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布了一系列规划，推动城市空间高效合理的开发。 政府将城市区分为不同级别：国家级中心、区域中心等，试图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群发展。 政府放宽了外贸限制，给予经济特区以对外贸易宽松政策，并允许外资进入投资设厂。 对个别城市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就业体制、企业行政机制作出了一些改革，开放了一批沿海港口城市。 21世纪，中国城市化由单体城市向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建立了城市新区，崛起了一批城市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摘编自孙全胜《成因分析及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