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权

陈彤

    如果我说幽默和权力是有关系的，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因为很多人喜欢神化幽默，把幽默说成是一种天生的性格中的东西，而且认为这种东西和智商相关。其实，普通小民百姓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不能叫幽默，他们那叫“贫”叫“损”。幽默是什么？幽默的外在表现是风趣，内在实质是优越感。好好想一想，我们听的长工愚弄财主式的故事那不叫幽默而叫笑话，为什么？因为幽默必得是口吐莲花，把人家含含蓄蓄地装进一个套子而自己一点损失没有，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高人——杀人不见血，中原一点红。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算好笑，也是笑话，不是幽默。

    为什么我认为幽默和权力是相关的呢？因为在权力社会，你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表现得比上司聪明吗？我手边有一本幽默集锦，发现大部分收录在册的幽默大师除了艺术家（其中包括文学家）就是政治家了。而艺术家的幽默大部分是和调戏妇女有关的，比如萧伯纳在一个舞会上邀请一位大龄妇女跳舞，那位妇女激动万分，以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萧伯纳及时打消了她的“愚蠢想法”，他说：“我请你跳舞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舞会，不是吗？”其实这个级别的幽默还不如贫嘴张大民的，但是因为出自萧伯纳之口，也就成了经典。这至少说明幽默有趋炎附势的特征，从张大民嘴里出来就是“臭贫”，但是从萧伯纳嘴里出来，那就成了“象牙”。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以谈吐不俗名传于世。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我不能称您为主教夫人，可是我又羞愧称您为情妇；不过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称呼您才是正确的，我还是要谢谢您的到来。”真是妙语连珠呀！主教夫人能怎么样？在一个权力社会，即使主教夫人有足够的智慧，她也只有被女皇幽默的份，如果她要表现幽默，必须找比自己等级低或者至少是和自己同一个级别的人。

    我手边的这本幽默集锦是我的一个口无遮拦、为人风趣的朋友送给我的。他说自己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希望自己能像书中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样幽默风趣，可是后来一件事情教育了他，让他懂得自己必须要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才有可能像权力拥有者一样口吐莲花。有一天他的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寻他开心，故意问他：“你昨天在哪儿过的夜？”我的朋友要是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家”也就算了，可是，他偏偏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他说：“难道你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吗？”结果呢，一年过去了，别人该加薪加薪该提升提升，他什么都没有，问来问去终于知道他的问题所在——目无领导。

    知道什么叫幽默等级了吧？领导幽默下属那叫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幽默领导罪过就大了。

（选自《杂文选刊》，有删改）

培育诗词文化生态

    诗词文化生态命题的提出，是在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发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细细思之，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一路同行。它融进民族文化的滚烫血液，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诗词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民心、民趣是滋养诗的必要条件，也是产生诗词作品的必要条件。那个叫作“诗词”的文化，与我们的痛痒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用平仄格律写作的诗人、诗作和专业诗词研究者，那么事实上把诗词看小了。诗词是大的，大到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悲欣。诗词的文化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可以穿越时空，完成人类的千秋梦想。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华美篇章。

    一百多年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在思想文化界长期受西方殖民思想和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中华文化遭受到严重破坏，需要重建文化的信心。虽然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华诗词得以复苏，但诗词的大众影响和社会认知度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有号称百万诗词创作大军，年诗词创作量有数百万首之多，但“诗词”仍然只是诗词，是诗人和诗词研究者的事，与他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与数千年来诗词与社会的亲密关系、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一方面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损耗和透支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战争，但甚至制造了比战争更为可怕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致使生态失衡。自然界的有限资源，能否保障子孙后代健康、快乐长久生存，做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当代社会的一个严峻课题。另一方面，由工业文明引导的新的生活方式冲击和破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致使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浮躁，人与社会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中华诗词的诗性思维、诗性精神与生命智慧，已是疗救当代自然病象、社会病象的有效药方，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今天国家的传统文化热、中华诗词热正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这既是国家的文化选择，也是民族的心灵渴盼。那么，重视诗词，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就是重要和必须的。对于诗词，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在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来求新、求变，西化、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应当说看得比较清楚了，思想也趋于成熟，需要从民族长治久安，乃至人类长治久安的时代高度，来思考诗词、发展诗词。如此，便能恢复中华诗词的民族自信，在全社会形成欣赏诗词、创作诗词、使用诗词的诗词文化氛围。我们的诗词理论工作者、诗词教育工作者和诗词文化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运用当代科学成果、教育成果与传播手段，找寻打开传统诗词宝库的钥匙和发现当代诗词的艺术魅力，让中华诗词熠熠生辉，温暖社会，智慧人生。对于今天的诗词创作者，尤其对于诗词初学者，要紧的其实不是创作诗词，而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诗词思维”，即“诗性思维”。毕竟“诗词”是作为文学艺术为人们所喜爱的。毕竟诗词就是“诗词”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风貌、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诗词艺术作品，恢复诗词的当代声誉。

（摘自蔡世平《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红学泰斗”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共享经济是一种将闲置物品、资源、空间、知识等进行相应整合的经济模式。从产权角度来说，就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从构成要素来讲，包括供给端愿意分享闲置资源所有者、高效的共享系统、消费端的大众三大组成部分。

    共享经济需要人们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下载相应的应用软件，提供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在应用软件上搜索自己想要的资源，实现需求的满足。

    共享经济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其首要逻辑就是使得那些因为私有化而得不到有效利用的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发挥其作为商品本身的有用性，逐渐改变人们对于拥有具体商品的诉求，变成对其使用权的重视，是对中国人思维逻辑的一大颠覆。

    所有者和消费者的互相信任，是彼此之间在共享经济下发生商业行为的逻辑起点。现代商业文明建立在互联网这一巨大的虚拟媒介之上，相对于传统经济来说，对社会的信用体系有着更高的要求。服务平台还需要靠供需双方的信用来支撑平台良性发展；对经济行为的监管者——政府来说，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实现按需分配，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做到即需即用，是共享经济的另一重要逻辑。人们将自己的闲置资源拿出来进行循环利用，需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以低于私有化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在使用之后实现对于产品的立即剥离，真正做到了即需即用，即、用即抛，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大程度利、用。

    共享经济使得之前私人领域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利用，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封闭和隔阂，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普通消费者能够获取到原来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源，极大地满足其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能更多地体现社会公平，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共享经济对于国民素质有较高要求。我国民众的基本素质相对于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监测系统和预防技术的完善，使实现供给端和消费端之间的信任确证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共享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不过，使用者对于资源本身的维修、保管、清洁等事项不用负责，容易养成不负责任的恶习，因此，无论是共享人、共享平台还是政府等第三方监管者都要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

    共享经济催生了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明的监管策略，给新型经济领域提供了宽松、开放的发展环境，给予了企业更大的自由发挥和创新的空间，有力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有些科学成果会因为时间推移成为过去，而伟大的科学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天空，更具穿透力。从大众视野来看，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专业、神秘鲜为人知，但他们身上元气充沛的求索精神，却总能直抵人心。从钱学森到屠呦呦，再到钟扬、黃大年，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总有一种极为相似的精神气场：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们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镌刻在大地上，铸就中国科技创新的丰碑。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院士的寄语，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今天，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如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时代之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这就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男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整个科学界来维护。这些年来，无论从论文数还是专利数看，中国科研事业都可谓蒸蒸日上。但与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一些浮夸浮躁、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不时出现，比如人为夸大研究基础和学术价值，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等。这些行为不仅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科学界的公信力。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线，认真是科学家的底色。只有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才能守护好科学家的品格和尊严，催生真正一流的科研成果。

    弘扬科学家精神，也需要全社会精心培育。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神也难拔节生长。当我们期待科学家心无旁骛、“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给予他们“数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当我们寄望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能在专业上一丝不苟，也要相信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当我们希望科研回归本真，同样要在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总之，科学的事业，呼唤更加科学的管理。只有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科研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我们才能厚植科学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对于未知、对于人民的热爱。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说，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太空俯瞰这颗水蓝色星球的样子，“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相信，若所有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的大地，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何鼎鼎《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

材料一：

当前，订单农业正在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尚，在订单农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型试点就是认养农业。我国认养农业刚起步没几年，还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辽宁省盘锦市，率先开创了“认养农业+互联网”的耕种新模式，随后成立国有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辽宁省盘锦市“认养农业”的开展。

湖南思令农品科技有限公司是订单式认养农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过围绕杂交水稻进行认养式农业的探索，旗下司令农品平台在近期更是完成品牌和战略升级，围绕更容易市场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的畜牧业推广订单式农业，认养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司令农品合伙人崔哲解释说，运营司令农品平台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协议等契约为纽带，有机链接了农业产业链两端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而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互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机联系，不但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推动农户调整生产结构和分享农业产业链拓展和市场扩大成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订单式认养农业与互联网逐步进行深度融合，给农业生产销售提供方便，也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随着“订单式认养农业”在全国多地盛行，这一方式也为区域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地方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摘编自2020年11月02日 中国新闻网《司令农品订单式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可能达到2000万亩……

小龙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

稻渔共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史记》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古越人”就过着“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2005年，浙江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迅猛。2015年以来，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联合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关专家，对我国典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行了调研。

研究发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等稻渔共生模式不但可清除杂草、控制虫害、培肥土壤、改善水质，还可促进水稻生长。而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虾”多为非共生模式，对粮食安全、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摘编自《失控的小龙虾，逼近的稻田危机》，2020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

材料三：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实际人均可用耕地不到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而且，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耕地污染较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黑土区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是水稻、玉米、大豆的优势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黑土地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 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受翻耕、旋耕等传统耕作方式的高强度利用，再加之土壤裸露、生态系统退化等原因，导致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能退化，黑土地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东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黑土层变薄、黑土面积减少、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理化性状恶化。因此，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快修复农田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摘编自孙东方《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020年8月《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