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庸小说的武与侠

新垣平

    ①金庸辞世之后，各大媒体纷纷发文纪念，除寄托哀思外，更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许多文章的重点都强调，金庸除去武侠小说之外，还是卓越的报业大亨、政论家，以及参与起草《基本法》、与许多政要交好等事迹。强调这些成就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其中也隐隐有“金庸可不止是写武侠的”的言外之意。这种潜台词彰显出，对于如何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庸现象”，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不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武侠小说的创作和流传，即便金庸其他方面的成就再翻几倍，影响力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一成。

    ②金庸本人在访谈中有一个说法：“武侠小说的精神是‘侠’字而不是‘武’字，‘侠’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段话传播很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以此而论，武侠是传播一种道德精神，自然于国于民有重要意义，所以武侠小说较为高雅的叫法就是“侠义小说”，而低俗的称呼是“武打小说”。

    ③不过对一种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看法，并不会因为作家本人曾说过而更加合理。把脱离了“武”的“侠”当成武侠的基石有很多说不过去的逻辑。当年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脱离了起码的武力，侠客和一般的好人、热心人的区别就不大了。这些人自然也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但小说读者显然不是为了看这些。

    ④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也并非都可以归为一般认知的“侠”，哪怕是有“武”的“侠”。早期的陈家洛、郭靖等人，还多少是按侠客的形象塑造的，有许多为国为民的光彩事迹。到了“神雕侠”杨过，虽然也有些侠义之举，但重点刻画的却是其冲突激烈、爱恨交织的个人情感生涯，后来的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虽然武功天下无敌，却也并不是“侠之大者”。可算是大侠的萧峰，也有不少侠士绝对不应该有的杀戮之罪。到了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也讲义气，但和行侠仗义怎么也沾不上边。按照陈墨等金庸学者的研究，在金庸小说发展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侠”的退隐现象。虽然金庸作品中显然有着对侠文化的温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堂吉诃德》式的结尾，这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超越弘扬侠义精神这一目标的、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更深远反思。譬如，在日月神教和左冷禅之类庞大森严的江湖势力之下，还有可能出现真正的侠客吗？

    ⑤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金庸以及许多人对“武”这一面的忽略也是有问题的。金庸等人的认识可能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没有找到理解“武”的适当模式。“武”如果只能解释为暴力，顶多是夸张的暴力，那么武侠小说自然是宣扬以暴易暴，怎么看都矮人一头。不过今天的读者理应看得更清楚，武侠之“武”，至少在新武侠以后，事实上已经从相对写实的《水浒》式武技，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奇幻。金庸本人所发明或发扬光大的一系列以内力为根基的“武学”——内功的运行、转移、远程攻击、防御、速度加成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基础，而成为一种奇幻的设定。毋庸讳言，读者喜爱的首先也是这些神奇瑰丽的场面和效果，而非深层的人性与社会反思。

    ⑥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奇，就是八九流的写手也在写，怎么没金庸的地位？因为同样是写，功力却大有不同，给人的阅读体验也天差地远。

    ⑦《雪山飞狐》有一段曹云奇、殷吉、阮士中三人较量轻功的描写，非常值得读。这个桥段和主体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对轻功的描写也没有高来高去的玄虚，而是贴近常人跑步、跳高的体验，自然给人现实可信之感，而人物各自的性格、身份和钩心斗角的关系，也天衣无缝地融入了这一段轻功描写中。

    ⑧金庸武侠的出色之处，正在于建构出了一个想象奇崛又极具真实感的幻想世界。这一重意义，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是经常被忽略的。不过随着《魔戒》《冰与火之歌》等国外顶尖幻想小说的引进，我们能够并更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认识金庸武侠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⑨即便金庸去世，这个幻想世界仍将存在于亿万人的脑海中，或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11月15日，有删改）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J·L·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在祭祀的性质上，按照神灵的属性可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中国的宗教神灵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之外，其他的神祗都属于有限的特殊神。如山神、门神、灶神、土地神以及其他的动植物神和行业神，都属于担负特定职能的神祗，只能给人们提供某一方面的护佑。但有些地方社神，却被演化和升格为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由于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至上神“天”乃为天子的特权，民间不得擅自祭祀，这种神权垄断状况一方面造成了民间信仰实用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原始的自然崇拜难以得到扬弃和升华；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多神信仰在民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不致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写在舞台边上（节选）

黄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圓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诱人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画家，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蜓、蟋蟀、纺织娘……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的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等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躜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题。但遇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过。必以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员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谐和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腻也细腻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一一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身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法，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杨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固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十四到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彩的许多段落。人们都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彩纷呈。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君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撤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