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客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①也许由于我国在绘画艺术上有极大的成就，而我国的美术实际上可用山水来概括之，因此，在中外文化人士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爱好自然”“师法自然”的。在环境艺术中，我国的庭园尤以“自然”闻名，不但使得19世纪以来的欧西人士产生了向往，也使我国一些建筑界人士常常把造园艺术看做中国建筑艺术的核心而加以夸张，从而大大地强解、误解了庭园的“自然”精神。

    ②大家知道“方外”的意思是指“世外”，很显然，这个方框代表着人世。它不但代表了、暗示着人为的居住环境，同时表示在此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这个方框的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

    ③我们对自然没有恐惧感，世内世外表示我们对不同的行为法则的看法。自然界，具体地说是外界的环境，是反映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观。

    ④当然，真正的自然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祥和近人。对自然美的欣赏需要高度的修养，而且必须是精神型的人才成，因为只有在精神化的自然界中，才能克服真实的自然界所加予人类生存上的压迫与威胁。

    ⑤田园诗人与山水画家造成了这种精神化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笔下，自然界是世外之天堂。自然与现世的文明生活环境，不但构成了对比，而且显然形成了两个极端。

    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在世之内外取一个平衡点，亦即所谓“方圆之间”。在世上做一个规规矩矩、顺遂世情的人，又能优游于山林之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修身养性，因而能知天命。

    ⑦努力达到这样的实质生活环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目标。可是这种自然观与环境的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结果在我看来，是臆造的自然。能在高山、深林中跋涉以欣赏自然景色的人到底是不多的，能“悠然见南山”忘却穷困潦倒的人究竟也是不多的。大体说来，真正把大自然当天堂的情形不多，方框以内的文明生活仍是大家所迷恋的现实。在若干世纪的传统之中，文学、艺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逐渐代替了真实的自然环境，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只能满足于方内的方外感。方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不受约束、不必为生活操心的生活方式，并不真正意味着处于大自然中的生活。

    ⑧我国的园林艺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的产物，自汉魏以来就有记载达官贵人经营园圃的故事。依理说，他们应该走出城外，结竹篱茅舍于山水之间的，但他们宁斥巨资造园。自他们的想象中建造一个自然景色的抄本，其目的显然是可兼有俗世生活与自然情趣。因此，园林艺术的开始就暗示着宫廷园林的走向。

    ⑨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自己塑造的自然，与宫廷富丽的人为环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很奇特的贵族意味浓厚的空间艺术。自然环境不但掌握在画家的想象之中，而且被建筑物穿插着。至于所谓“自然”的本身，变成一些材料，水、石、花、木，按着诗人画家的想象力组织起来，后来则按一定的公式安排起来。

    ⑩所以明、清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成为自然中的素材。大家对石头很考究，对花很考究，对树木很考究。其结果是堆积自然素材，失去自然情趣。

（摘编自汉宝德《建筑笔记》）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精神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中国儒学确立了人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摘编自张立友《儒学的人文精神》）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职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一一以摩族猎人为例》）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冰桶挑战”：当心公益背后的网络媚俗

杨程

    ①一场名为“ALS冰桶挑战赛”的活动曾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活动规则极为简单，挑战者要么在24小时内向美国ALS(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公益协会捐出100美元，要么往自己头上浇一桶冰水，并录下视频上传至网络，同时向自己的三个朋友发起挑战。

    ②关于“冰桶挑战”的起源，一个广为认可的说法是，美国一位身患ALS的波士顿大学棒球手弗雷特及其朋友们发起了这项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筹款，并让世人对这种被称为“渐冻人”的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据悉，目前针对ALS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患者存活期一般是2至5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就是ALS病的患者。

    ③借助于社交网络的力量，“冰桶挑战”迅速传播。美国《大西洋月刊》15日称，Facebook上参与这个话题的网友已达1500万人次。参与者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金刚狼”休·杰克曼、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等。名人效应带来连锁反应。短短两周内，ALS协会已经收到近400万美元的捐款，是2013年同期的4倍。不过“认怂”的名人也有。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被点名后，并没有选择湿身，而是选择用捐款来支持该活动。很快，这桶冰水已浇至中国。在新浪微博上，“冰桶挑战”是排名第一的热门话题，短短几天，阅读量已达数亿。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优酷土豆CEO古永锵、奇虎董事长周鸿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等都完成了各自的挑战。可以想象的是，国内掀起的“冰桶”热，动静也不会小。

    ④然而，在“冰桶”热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一部分网友不屑于一些名人在传播公益的同时夹带“私货”，批评该活动是炒作多于公益；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不管形式如何，只要达到目的就好。笔者以为，单从宣传角度来看，该活动确实达到了目的，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病症，唤起世人的同情心。从这点上说，该活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自我营销。“冰桶挑战”有别于传统的公益项目，它借助于社交网络和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能力，给公益植入了互联网基因，使得未来其他公益活动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另一方面，尽管活动参与者的初衷或许不错，不过指名道姓击鼓传花式的传播方式，虽说造成了很大影响，实际上却是一场“刻奇主义”的胜利。

    ⑤“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德语，原意为“媚俗”或者“自媚”。因昆德拉的作品而广为人知。后来，“刻奇”被用于形容一种网络现象，可以理解为“虚假的崇高”“灵魂的虚肿症”。“刻奇”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某个东西被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便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场情感洪流，就会被定义为居心不良。我们在网上常见的诸如“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必须懂的10条做人道理”等这些提法，都是“刻奇”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