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 浙江、 江西、 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 顺天、 山东、 山西河南、 陕西归入北卷。 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 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 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材料一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除改进和创新的农具、提高水肥管理技术的外，农书的编纂与印刷也是重要表现。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中央政府下令刊刻《四时纂要》等月令体农书，并颁发给地方官员加以推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书中所述的农业知识的传播、流传。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当时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农书往往篇幅宏大，字数较多，图文并茂。在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每4户就有一册，更为普及的历书客观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

———摘编自殷三、李浩《雕版印刷对宋元时期农书传播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 宋元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劝农机构和劝农官，认为“农桑，王政之本也”。 宋元时期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从此告别农桑，有许多人做了地方官，仍要劝课农桑、推广农事，各级官员仍要把加强农业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农桑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城市以经济中心的优势吸引能工巧匠，培育出许多蔬菜、花卉，为城市人口提供所需的供应，“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宋元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农学著作记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如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就记录了甘蔗、茶叶等物种的引种国外情况。

——摘编自朱晓琴、员立亭《宋元时期农学著作全面发展的特点及社会原因研究》

材料一 北宋初期，“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1011年，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初，为提升国家实力，许多欧洲大国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并逐渐形成全球植物流动网络。美国建国初期，在科学实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托马斯·杰斐逊力图通过掌握前沿的植物学知识，建立实验性的园圃，积极参与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植物流动网络，实现对外来高价值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经济植物等的引种与推广，最终达到改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增强粮食自给自足能力的目的。尽管杰斐逊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的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仍有部分植物被成功引种和推广。

——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材料三 大豆原产自中国，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孙中山在《实业计划》（1917～1919）之“衣食住行”中叙述了“大豆工业”计划。该计划设想，一方面，在国内设立新式工厂，以西方工业生产模式革新中国传统手工经营方式，为民众提供优质平价蛋白；另一方面“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孙中山将欧洲战争作为中国输出大豆的国际机遇，以中国传统的优质植物蛋白置换效能转化率低下的动物蛋白。他曾于1909年参观了好友李石曾在法国开设的豆腐公司，该公司斥巨资打造了当时最先进的豆制品机械流水生产线。孙中山宏伟的大豆出口计划就是以豆腐公司为蓝本规划的。但该计划仅停留在纸上，并未实施。

——摘编自王书吟《素食、科学与反殖民——全球史视野中的孙中山“大豆工业”计划》

历代实际人口估计数与官方户口统计数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