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多年以前，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彩陶艺术，彩陶上面的鱼纹、网纹、鸟纹、太阳纹等图案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祭祀、祈佑、崇拜、吉祥等含义。早起先民对于未知的自然界，有太多的畏惧和害怕，不懂得刮风下雨的原因，不知道雷鸣闪电的奥秘，不明白生老病死现象，只能求助于神 灵，于是便出现了图腾崇拜，远古图饰多为先民们崇拜的图腾及生产生活场景。从数千年前的彩陶、青铜器、玉器，到后来的漆器、金银器、木器、纺织品等都不乏 各式精美的装饰图案，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图案纹样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审美情 趣，具有民族的文化特色，饱含了丰富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题材 广泛，从动植物、器物、人物、风景到几何纹样，或神秘威严，或浪漫绚丽，或清新自然，或典雅繁复，人们生活中见到的或想到的无所不包。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 寓意，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意趣横生，赏心悦目。动植物是古代装饰图案常用的题材，动物类的装饰图案大多是一些祥禽瑞兽，龙、凤最为常见，常用的还有被当 作长寿仙鸟的鹤、当作报喜鸟的喜鹊等。蝙蝠和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多福多寿”，蝙蝠和古钱寓意“福在眼前”。大象性情柔顺安详，象驮花瓶图案寓意“太平有 象”。鹿也被认为是长寿仙兽，常被用来表达祝寿、祈寿的意愿。作为装饰图案，竹不仅常与松、梅组成“岁寒三友”，还可与松、萱、兰、寿石组成“五瑞图”； 桃又称寿桃，寓意长寿，常与蝙蝠、双钱组成“福寿双全”。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月季四季花开不断，瓶插月季常用来寓意“四季平安”。葫芦 以其子多蔓长而被当作子孙绵延的象征，蔓谐音万，蔓上结葫芦寓意子孙万代。

    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的 器物也是常见的装饰图案，如“八宝”“八吉祥”“如意”“八卦图”等，这些器物多与佛教、道教有关，取辟邪防灾、逢凶化吉之意。吉祥文字类图案是以吉祥祝 语直接进行装饰，我国的文字结构符合图案的构图法则，笔画的长短、粗细、疏密、转折、富有节奏和韵律，各种不同字体的书法又各具美感和神韵，起到很好的装 饰效果，如寿字、喜字、百福图。除以上题材外，几何图形、神话故事以及山水、楼台、人物等也用作装饰图案。装饰图案大都具有意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由祭祀、崇拜、图腾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特性的装饰图案， 古代人们在陶器、石刻、木雕、玉雕、年画、刺绣、建筑物、家具、服饰等物品上用线条表现、色彩渲染，运用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最终形成一定格式 的图案，寄予吉祥如意、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在中国当下的设计领域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随处可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图案更是现代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

（摘编自严旭《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

张效霞^①

    ①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中医药课题组提交的《中医药完全能解决艾滋病问题——民间中医防治艾滋病调研报告》云：“中医药完全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效果远远优于西医药；而且可以在3～6个月内使90%以上患者达到临床治愈，相当一部分患者痊愈。而西医药顶多能使40%患者临床治愈，不可能痊愈。”

    ②对SARS、艾滋病这些新近才出现的新病种，古老的中医之所以能取得“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色彩、风格”——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调节人机体自身的功能来祛除疾病，不伤害和破坏人体的生理结构。不论是病菌还是病毒，中医均认为是“邪”气，而人体主要靠的是正气来战胜病邪，也就是说调整好人的正气，同时给邪气以出路，就能战胜病邪，使患者得以康复。在西医面临抗生素研发困境的当下，中医的优势不言自喻。

    ③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这种带有明显的个体化、技艺化的临床决策思维特点，恰恰与现代医学临床决策思维高度的规范化、逻辑化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独特的色彩、风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④据报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决定立项启动“中医学的特色优势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确定中医药优势病种。专家已达成的共识是：即西医尚无良好疗效，中医药能够发挥独特效果的治疗领域；西医有确切疗效，但中医药具有独立的临床疗效或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西医药的病种；中医与西医有相同的疗效，但中医药毒副作用小的病种。对于这种做法，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早在2002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一篇预先为中医准备好的祭文……难道几千年不断发展的中医药学就只剩下文中所说的那点优势吗？！”

    ⑤对在现代医学的挤压下，已沦落为“边缘医学”、“替代疗法”的中医来说，千万不要再“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了，因为已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的中医，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注】①张效霞，副教授，医学博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委员。本文为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发言的节选，有删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①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②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③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的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④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竖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⑤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⑥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我们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