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

林庚

    李白有一首《长相思》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是一首闺人思念征夫的诗，相思之苦，以至于到了“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的程度。美妙的眼睛竟成了一口泉眼，这当然是有些夸张；却还不能说就怎么不合理，还可以算在合理的夸张之列；但也有其不合理处，这不合理处在于她还要证明原来是秋波横生的眼睛，真的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到时候为她作证。因为如果真到那征夫回来的时候，她即使还很憔悴，即使是当时快乐得又哭了起来——那神情毕竟会大不相同——要证明她真正肠断的情形，只有那面镜子才最清楚。可是除非那面镜子是面魔镜，又怎能重现她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容颜呢？也许今天有了录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如果真有一位妻子录好了像专等她丈夫回来时证明这一切，恐怕她的丈夫反而更不相信；何况古代并无录像这种先进技术呢？假定真能录像，也许看来是合理的，却反而近于荒唐；假定镜子可以证明过去，看来好像是不合理的，却反而更近于真实。艺术的魔力竟然真能把一面普通的镜子变成了魔镜吗？反正我们读这首诗，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为合理的；那么所谓合理的夸张到底该怎样来理解呢？

    “白发三千丈”，这是人们谈到李白诗中夸张时最爱引的名句，在这首《秋浦歌》中乃是轮到李白自己面对着一面镜子了。所以说：“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从日常的尺度来说，这个“三千丈”简直是违背常识；从夸张的尺度来说，也未免无边无际；如果这样的夸张起来也算合理，那么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合理呢？李白有一首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望庐山瀑布》，诗中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瀑布仿佛是一道银河自天而降，也不过才夸张到三千尺，而白发从头上算起，却竟能达到三千丈；艺术的魔力似乎正是通过战胜那日常尺度认为的不合理而变得更为合理，这能不令人为之惊异叹服吗！

    有些人认为夸张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可能有些道理，可也并不尽然。夸张几乎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夸张在许多场合中，往往最容易产生使人发笑的效果；这与浪漫主义作品之多少带些悲剧性格或英雄性格的特征是毫不相干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除了“千里”这个习见的词汇外，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夸张呢？而这首诗却无疑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名篇。然则夸张既不是浪漫主义中所必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中所特有的；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而已。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宏观”的创作方法，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微观”的创作方法，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从日常的尺度来说，她是完全可以不必出走的，但娜拉却决然出走了。《秋浦歌》中的白发，从日常尺度看来，那白发只不过是映在咫尺明镜之中，而它却能直达三千丈。用日常的尺度去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一切，有时常会出人意外。例如在近于光的高速运动中，人竟能青春不改；这不简直如神话之不可思议吗？日常范畴的尺度，与艺术的无限魅力；在这里两相对照，也正如面临着一面魔镜，不禁令人为之深思神往！

（选自《唐诗综论》，略有删节）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①最近，有关部门对网络文学进行盘点，获得以下共识：一是代际缩短引发的写作方式的变化。早期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虽然存在观念差异，思维方式与审美习惯仍然趋同，但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网络写手基本脱离了传统思维模式，写作方式也相应产生较大变化。二是已经形成“集体写作”的话语特征。网络写作改变了以往“你写我读”的精英化书写方式，形成了读写之间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在此基础上，网络文学的平民化互动模式产生巨大能量，所表现出的集体力量远远超出了个体力量。三是网络写作通过不断尝试，读写磨合，海量更新，迅速淘汰，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②通过对网络写作特征与网络作品文本的分析研究，并将其与传统文学相比较，我们还可以对它的现实意义做出如下判断：其一，网络文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二，网络文学的交互性和超文本特性导致书写和阅读方式产生变革，及其全民参与的形式，对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具有积极意义。其三，作为新的文化产业链的开端产品，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更具可塑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网络作品—电子收费—书籍—电视剧本—漫画和动画—网络游戏的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其四，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做出的自然反应，比如玄幻小说、历史架空小说、穿越小说、军事幻想小说等等。这类小说虽然不够成熟但具有实验意义，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

    ③同时，对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写作是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使文学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严重问题，耗散了文学写作的精神价值。从作品内容和写作形式，网络文学的庸俗化、快餐化倾向十分明显，导致网络创作主体失陷，思想深度被削平，在艺术水准上与传统文学仍存在较大距离。

    ④网络写作给相当一批人带来了生活的乐趣，这个原动力其实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力量之源。陈建功认为，网络文学超强的传播能力使纸媒文学瞠乎其后，这种传播能力将使它成为未来民族审美的导引者。任何轻视或忽视其巨大能量的行为，将造成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失误。

    当我们追根溯源去追寻中国文化的最初形态时，我们看到，它就是史前巫教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代天命神学，它们同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初形态和总体，为中国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当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冲破传统宗教的束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不再与天命神学体系混而为一，从此才有了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命神学体系的各种世俗文化形态。在诸子思想体系中，人文主义的因素极大地突显，消解和转化了传统宗教的神学内容，改变了它的迷狂与非理性成分，从而在本质上有别于天命神学体系。但是诸子百家也不是一下子突显出来的，它脱胎于传统天命神学这一文化母体；同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并没有完全推倒先前思想文化所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它们保留了下来，使之成为新的文化形态，成为他们创立思想体系的思想酵母和出发点。只要我们具体地去分析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就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天命神学的影响。

    从传统宗教这一方面来说，当它失去作为文化整体或总体的地位以后，也并不是对世俗文化形态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认识到宗教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根源性关系，对把握两汉以后，尤其是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以后，我们认为宗教对中国文化具有启示性的影响。无视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领会中国文化。

    从理论上说，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完整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动态互补结构，宗教与中国文化整体之间在长期的历史行程中彼此认同，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因此当我们说宗教受制于中国文化背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并只有在中国文化所能提供的框架内合理地发展，从中国文化的其他各种形态中吸收养料来充实丰富自身时，同时也就表明了宗教在中国文化中不纯然只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只能被动地去适合中国文化，而是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文化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中国化而相融于中国文化，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泯灭自己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化中，不管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它们具有非宗教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因此能够去补充传统文化，通过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佛教等外来宗教的例子来看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宗教在相当的程度上提供了其他文化形态所无法取代的功能，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尤其是社会转型或人生发生变故之际，宗教更能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事实上，宗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抽象思辨能力，展现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与想象力，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提高中国文化的理论深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及其生活态度、人生价值、人格理想、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宗教就不可能具有价值，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其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些外来的宗教或教派之所以传入不久就湮没无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满足中国文化的某种需要，不能提供中国文化所需要的东西。

（选自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有删节）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对于传承、巩固和增强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诸神纪》里，无论是创世大神盘古、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或者射日的大羿，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

    可以说，正是凭借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延续几千年不绝，并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作为族群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之外，神话还与“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指出，读神话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共通处：人类需要呼唤久违的神性，需要借由神话以接近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以洞悉生命的奥秘。与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蚩尤……这些朴素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天撼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阅读这样本然面目的上古神话，可以体会原始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从而缓释压力，抚慰心灵创伤，找到生命的动力。而中国上古智慧通过作者的“掰扯”，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沌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文化教育资源。在《诸神纪》导言部分，严优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身逢一个科技理性至土的时代，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叶舒宪）。只要回到神话那里，我们终将获得重塑与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们终将平心静气、修复疮痍，放下包袱、满血复活。”神话是我们的根，离开了神话的民族，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失去了大地之根的滋养和护佑，生命终将委顿。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中总有神话相伴；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从神话中找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这是《诸神纪》的作者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美好的心愿。

    （摘编自闵艳芸《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的文化基因——读严优<诸神纪>》，2018年2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