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现在，他能够听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慢慢地向他逼近。①它愈来愈近，总是在向他逼近，好象经过了无穷的时间，但是他始终不动。②它已经到了他耳边。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象砂纸一样地磨擦着他的两腮。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了出来——或者，至少也是他凭着毅力要它们伸出来的。③他的指头弯得象鹰爪一样，可是抓了个空。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他没有这种力气。

　　那只狼的耐心真是可怕。这个人的耐心也一样可怕。　这一天，有一半时间他一直躺着不动，尽力和昏迷斗争，等着那个要把他吃掉．而他也希望能吃掉的东西。有时候，疲倦的浪潮涌上来，淹没了他，他会做起很长的梦；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不论醒着或是做梦，他都在等着那种喘息和那条粗糙的舌头来舐他。

　　他并没有听到这种喘息，他只是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只手舐去。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扣紧了；狼正在尽最后一点力量把牙齿咬进它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就在狼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无力地掐着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一下把狼抓祝五分钟之后，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可是他的脸已经紧紧地压住了狼的咽喉，嘴里已经满是狼毛。半小时后，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馒流进他的喉咙。这东西并不好吃，就象硬灌到他胃里的铅液，而且是纯粹凭着意志硬灌下去的。后来，这个人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

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霈，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丧在日寇之手，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大片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逃难人民所受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还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装裱没有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签名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四幅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受人喜爱，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开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升华。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被各界称赞。于佑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美国新闻处出高价欲购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技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预言关山月的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放牧》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从此走上了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的新历程。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颂》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曰：“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去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于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革初期，他因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选自2000年08月0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