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小书店

韩浩月

   ①又看到那家小书店了。牵着我小侄子的手，带他去买书，门口收钱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长而柔顺的头发，面容清秀，露出温婉的气质，和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书报亭的姑娘差不多，现在这个姑娘不会是过去那个姑娘的女儿吧？

   ②想起我少年的时候，这个书店还只是电影院门前的一个书报亭，那是整个县城除了新华书店、图书馆之外最有文化的地方了。那会儿我刚刚迈入文学爱好者的门槛，正处在阅读的饥渴期，但到这个书报亭买杂志，还是犹豫很久之后的事了。

   ③在去书报亭买杂志之前，我一直都是在图书馆阅读免费的报纸和杂志的。图书馆很小，报纸和杂志就那么多，通常只用一天的时间，感兴趣的报刊就读完了。没东西可读的日子，总是有点儿难过。想去买本杂志来读，可觉得它们的定价实在是贵呀。

   ④所谓的贵，其实也就是一本两块钱吧。那时候我帮六叔做杀猪的生意，但作为一个打工者，六叔却没有付我工钱。至今我还拿这件事向六叔抱不平，他总是讪讪一笑，说，你那时小，要钱有什么用？

   ⑤我一直没告诉他，我想去买那些杂志，那些叫《诗歌报月刊》《星星诗刊》的杂志。那会儿，如果稍稍去晚了几天，这两本文学杂志就卖光了。卖杂志的姑娘会用她干净而柔软的眼神看我一下，意思大概是，下次早来几天吧。

   ⑥那时的我，总觉得和报亭姑娘的世界相隔得太远。想一想，人家是在报亭工作的姑娘，应该是多有文化的人啊，报亭的那个玻璃橱窗，就足以把我们远远隔开了。

   ⑦所以，我常一直远远地望着书报亭。在每个月当中的几天时间里，忙完六叔杀猪的生意，我会用水和香皂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白衬衣，骑着自行车来到报亭前，从窗口递过去两块钱，从那姑娘手里接过一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有时甚至来不及回家，就在街角把整本杂志从头到尾翻了一个遍。

   ⑧我仔细回忆了一下，除了有人来买杂志，其余的时间她都是埋头在一本杂志或书里，仿佛阅读才是她的工作，看守书报亭是额外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她记不记得我。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家乡数年后，重新再看到她时，她的眼睛一亮，似乎想和我说句什么话，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⑨作为我在家乡的牵绊之一，这个书报亭寄托着我的某些感情，这些感情和梦想有关，和未来有关。因此，在离开县城的前一天，我像往常那样去了那个书报亭。这次我没有买书，只是静静地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她也一直静静地读着书。这样的情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境，也许什么情绪也没有，只是前来完成一个简单的告别。

   ⑩在离开家乡的最初五六年，我每次春节回家都会到书报亭那里去待一会儿——后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书店，我在书店里翻几本书，消磨上一小段时光然后离开。在书店门口收钱的有时还是那个姑娘，有时则是一位老大爷。我是一个陌生的客人，没人知道我内心静静流淌的情感。

   ⑪2012年秋天，我牵着小侄子的手离开那家书店，手里拎着厚厚的一摞新书。《星星诗刊》等已经买不到了，文学类书籍也被教辅类书籍挤到了一个角落里。离开书店的时候，心情仍然是平静的，曾经的一点点惆怅也消失了。书店在我心里，已经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存在，那个曾驻在我心里的书报亭，已经成为永远而恒定的过去式。

(选自《作文通讯·锦瑟》2013年第2期，有删改)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仆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公仆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①常常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人的脑子用多了，会死掉许多脑细胞。”“人脑多用了会笨。”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②事实上，人的肌体的各个部位，几乎都是越用越健康，脑子也是一样。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经科学家研究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大约有140亿个神经细胞，也叫神经元。这么多数量的脑细胞，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足够足够了。有人计算过，如果一个人活到100岁的话。经常运用的脑神经细胞只不过10多亿个，还有80%~90%的脑神经细胞没动用。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脑子多用会笨”的事情。

    ③“生命在于运动”，这是生物界的一个普遍规律。人的机体，用则灵，不用则衰。脑子用得勤的人，肯定聪明。因为这些勤于用脑的人，脑血管经常处于舒展的状态，脑神经细胞会得到很好的保养，从而使大脑更加发达：避免了大脑的早衰。相反：那些懒于用脑思考的人，由于大脑受到的信息刺激比较少，甚至没有，大脑很可能就会早衰。这跟一架机器一样，搁在那里不用就要生锈，经常运转就很润滑。国外就有过这样的研究，科学家观察了一定数量的20—70岁的人，发现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到了60岁时仍能保持敏捷的思维能力，而在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懒人当中，大脑早衰者的比例大大高于前者。

    ④除懂得脑子多用只会聪明不会笨的道理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多用脑，可防老”的道理。这对老年人来讲尤为重要。我们常说，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如果大脑迟钝了，身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当然也不会旺盛。所以，保持大脑的活力，就能促进其他机体、器官保持活力；大脑如早衰，也会影响其他机体、器官的早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往往是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老年人保持着勤于用脑的好习惯，就会有一种很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使自己的生活、精神充满活力。

    ⑤“勤于用脑，延缓衰老”，这个道理是很科学的。老年人如此，何况我们青少年呢？

中国民间年画

    中国年画，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绘画体裁，是历史最久寿命最长的与年俗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中国民间艺人用他们炉火纯青的技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十分优美的绘画作品。作品的题材多采用寓意或象征的手法，造型夸张具有装饰意味。年画用色大胆明艳，而又栩栩如生。年画这一独特而又古老的艺术，颇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的木版年画在全国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绵竹年画构图讲求对称、完整、饱满，主次分明，多样统一；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设色单纯、艳丽，强烈明快，构成红火、热烈的艺术效果；线条讲求洗炼、流畅，刚柔结合，疏密有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具有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和诙谐活泼的效果。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由于接近民间生活，富于装饰性，加上价廉物美，因此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仅广泛流传于江南一带，更广为流传于全国许多地方，深受民间人民喜爱。而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

    年画色彩艳丽，渲染营造欢乐的节日气氛，并达到特定的装饰美感。可见，年画并不是单纯的民间艺术品，它还具有浓厚的装饰意味，具有极强的装饰性。说起装饰，我们一般会想到带有装饰性意味的绘画作品以及印刷品。它包括出版物上的美术装饰，例如封面设计。版面插图等。还有建筑物上的壁画，室内布置，以及我们生活日用品上的花纹装饰。年画不仅有其独特的寓意，更带着浓厚的装饰意味，美化了民间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国年画则是因风俗节日而产生，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等祈福驱灾避邪的愿望。民间年画的欣赏者大都是文化低下的劳动人民，因此要求它在表达人民大众祈福禳灾的心愿时，还起到了装饰房屋的作用。例如新婚之家，则贴麒麟送子。象征天下太平文运昌盛之兆，借以成为各新婚之家悬挂之画。而在祝寿的时候则贴“寿星图”“瑶池祝寿图”等。前者为祝贺年老公公寿诞时挂，后者为老太太生日时用。十分有趣而又装饰味十足。而传说中的驱鬼年画——钟馗画像，大红大绿，热闹非常，同样具有装饰性。

（选自《文汇报》2010年1月4日，有删节）

网络支付焦虑打了谁的脸

    “熟人可以篡改你的支付宝密码”，这一消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刷爆朋友圈，声称只要识别近期购买物品或好友头像，就能找回登录密码，登录其他人的支付宝账号。随后，支付宝发表声明，称其风控系统并不会对所有用户提供识别方式找回密码，同时只有登录密码并不能支付：上海交大的密码与计算机安全实验室也表示对这一安全威胁的描述过于夸大。

    看似并非重大的安全问题，依然让支付宝随后选择提高风控系统安全等级，目前只有在用户自己的手机上才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回密码。无论支付宝还是微信，有关网络支付的“一场虚惊”已经不是第一次，公众的“闻漏洞色变”其实体现出了某种焦虑。

    焦虑从何而来?从大的背景来看，网络支付与普通人的生活前所未有地紧密了起来，除了网络购物，还有线下支付、互联网理财、消费金融，多种场景的叠加，让网络支付已经成为普通人处理财产的一个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公众缺乏技术基础，对互联网平台的安全创新并不了解，对网络支付安全性的信心并未建立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大多数人并不担忧银行存款的安全。这种安全感其实正建立在对运营平台“靠谱”的判断上。从这一点来看。网络支付平台还应继续加强用户教育，正视用户们的困惑，特别是在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时，比如此次的用识别方式找回密码，要在其产品页面或事前对安全性进行说明。

    但这次把板子全打在公众身上也未免偏颇。用户的担忧主要来自于购物清单和好友关系，这两项数据太容易遭到泄露。事实上，用各种方式窃取用户隐私数据已成为网络黑色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拿购物清单来说，不管是电商平台、快递公司，还是手机和电脑所遭遇到的钓鱼网站和木马病毒，都有方法拿到这些数据。况且，包括机票改签、淘宝退货冒充公检法等“指名道姓”的社工诈骗频频见诸报端，也让公众对基于隐私数据的安全服务方式难言信心。由此可见，对用户隐私数据保护的薄弱正是网络信息安全必须突破的“瓶颈”。从这一点来看。公众对互联网支付的信任感，依赖于整个互联网安全环境的改善和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进一步加强，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依然有赖于监管、产业和专业厂商等几方面形成合力。

    不过，尽管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但在教育用户之外，互联网支付平台仍可有所作为，特别是可以借鉴传统银行信用卡的面密支付机制。比如，信用卡如遇盗刷，24小时内可申请追回。互联网支付平台能否实现这一功能?互联网带来的数据化让支付平台相比传统场景有了更多在技术上提升风控水平的空间，但这些创新与尝试是否能真正形成一个为用户所知的，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有效服务用户的安全机制和赔偿措施，目前并不明确。

    说到底，互联网的安全与便利是一对矛盾，过于强调安全，将让产品的实用性难以保障。考虑到多种支付场景的复杂性，在当前的网络安全形势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保护用户，同时加强用户教育，将是解决这一矛盾、真正提升用户安全感的关键。

（选自《经济日报》2017.1.13，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