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以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督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

没有对手的生活

    ①我的舅舅王五退休了，他说：“我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啦。”可在我看来，他刚休息了三两天，人就委顿得如同一片枯黄的菜叶。

    ②我这样形容我的舅舅王五，并非故意对他不敬，而是因为，他以前经常用同样的话来讽刺我。所以，当我看到他满脸憔悴的样子，就不由自主想起了那句话。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已经令人兴奋地变成了一片黄菜叶与另一片黄菜叶之间的关系，这很好。

    ③退休以前，我的舅舅王五是这座城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我呢，什么也不是。我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睡觉。睡不着觉的时候，就靠读书和写小说打发时间。我整天披头散发，吃穿都不讲究，脸色也不太好。满面红光的舅舅对我很瞧不起。他跟我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姐姐，或者别的什么人提起我时，总是说“那片黄菜叶”如何如何。我心里对他很是反感。

    ④变成了另一片黄菜叶的舅舅以为自己生病了。他去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医生说：一切正常。他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连续换了两家医院，还是一切正常。他犯了糊涂，对家里的一只老花猫大发了一通脾气。他说：“没病？没病怎么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没病怎么吃不下饭？你能告诉我吗？他妈的你说你说呀！”可怜的老花猫被他吓坏了，一跃而起，以龙卷风的速度逃掉了。

    ⑤我的舅舅突然心血来潮想写小说。他亲自屈尊来到我的狗窝般的小屋子里，还带来了一条好烟。他知道我烟瘾很大，不过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抽过他一支烟。他对我说：“你看我整天闲着，都快闲出病来了。怎么办呢？你教我写小说吧。”他又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啊。”我一支接一支抽着他带来的好烟，以沉默的方式与他喋喋不休的诉说相抗衡。他告诉我他哪年哪月参加革命工作，又怎样把一个又一个对手打下马去，从而开辟出崭新的工作局面。他提到了一个又一个名字，这些名字，有的我熟悉，更多的是我第一次听说。

    ⑥我的舅舅王五说：“老丁，老丁你知道吧？”我点点头。老丁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跟王五是一个单位的，而且就住在王五的楼上。我的舅舅王五说：“哼，老丁！就凭老丁那点本事，也想跟我争一把手的位置！”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眯起眼睛，仰在那张不堪入目的破沙发里，脸上荡漾着令人陶醉的幸福。

    ⑦我的舅舅王五果真写起了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写的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他写得很投入。他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连窗外那棵老杨树上的鸟儿也不行。很多人都亲眼看到他在一天下午跟那棵老杨树以及树上的麻雀们玩命的情景，简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他从家中狂奔而出，用石头击打树枝上叽叽喳喳的麻雀。落叶纷纷，在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细看，其中还夹杂着几根麻雀的羽毛。邻居们都惊呆了，他们不知道王五这个老家伙今天吃错了什么药。如果不是老丁下班回家从轿车里探出头来冲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子，我敢打赌，我的舅舅王五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棵老杨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也给打下来。

    ⑧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月以后，我的舅舅王五又改变了想法，他不再写小说了。他当上了园丁，在家里莳花弄草，各种各样的花草挤满了阳台。让我感到更加意外的是，他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了，几乎达到了退休前的水平。

    ⑨我忍不住问他：“舅舅，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了？”他瞥了我一眼，笑笑说：“忙啊，没时间哪！”紧接着，又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楼上的老丁也退下来了。他在家里养了不少花草，我要跟他好好比一比……”

    ⑩舅舅对我说的悄悄话，一直让我品味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终于可以自豪地向全人类宣布，我对那个名叫王五的人有了比以前更深的了解。

聚宴

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山果

黄兴蓉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把背篓放下来，然后满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裤脚一长一短，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

    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便使劲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出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地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谨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岁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了很多核桃，但是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城里。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一天到晚辛苦劳作，她便央求爸爸叫她出来卖核桃以补贴家用。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

    “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

    “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

    “跑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

    “刨掉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

    “还不够路上吃顿饭呢！”我身边一位男乘客插话说。

    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有干粮。”

    那位乘客真有点儿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

    “红薯面饼子。”

    那位乘客不再说话，车厢里一时间很静。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妥晚点半小时，火车停了。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儿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买一点儿。”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女孩儿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

    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决钱一斤呢。”

    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把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吃起来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

    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

    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着连连对我表示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四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元钱，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儿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

    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头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她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谢谢你们！”感激的泪水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的时候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灿烂阳光下的这个车站很快移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心里久久回荡着这个名字：山果！眼里也有泪水流出来。车上一阵混乱之后又平静了，车窗外那一簇簇漫山遍野的野百合，静静地从灌木丛中探出素白的倩影倏忽而过，连同那个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隐入了莽莽群山中……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略有改动）

敌手

迟子建

    故事发生在1938还是1939年，父亲记得并不很清楚。他说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令，寒冬腊月，祭灶的日子，西北风呜呜叫，他们抗联部队的一个支队，二十多号人，清晨从四道岭小黑山的密营出发，踏雪而行，晚饭时分，袭击了位于中苏边界的一个日军中备队。

    当队伍冲向弹药库和粮库的时候，这两座仓库架设的机枪，让暴露在空场的战士陷入绝境，父亲说大部分战友牺牲在那里，包括支队长及两名救护伤员的女战士。

    火光中父亲不辨东西，所以他开辟了一个撤退的第三方向（计划中撤退分为两个方向）。

    父亲选得并不顺利，一个日本兵不屈不挠地追捕他，两个人之间的周旋和战斗，也就进行了大半夜。

    初始父亲并未察觉身后有人，他戴著狗皮护耳，呼哧带喘的，加上踏雪发出的声，根本听不到背后的动静。他在雪中跋涉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七八里路。但父亲觉得这距离足够安全了，他停下来，打算歇脚，给身体补充点能量。

    父亲停下的一刻头晕眼花，后背的锅猛地一震（父亲说作为火头军，无论行军还是打仗，他总是背着一口铁锅），冲击力让他险些栽倒。接着右前方树丛闪出一团白炽的火花，好像彗星划过，父亲马上意识到这是子弹擦着锅的右角飞过，后有敌手追击！父亲本能地卧倒，拔出枪来，匍匐到一处雪坎，以此为掩体。

    父亲讲起这个人时，总以“敌手”相称，那么我也随他这么叫吧。

    在与日军守备队的交战中，父亲所带的子弹基本用光，只剩三发。每一发对他来讲，都贵如黄金。父亲说自己太走运了，等后来终于瞅清他时，才知道最后一枪，击中了敌手的左肩，而这家伙是个左撇子。那人开的最后两枪，都成了献给夜的森林的小礼花。武器都成了哑巴后，敌手无路可走，紧追父亲。父亲怎样走，他就怎样追随。他们就这样在飞雪中又行进了两个多小时。

    老实说复述到此，我觉得父亲无数次唠叨的这个故事，没啥新奇，无非是他们行动失败，他单枪匹马撤退。被一个敌手不懈追击而已。

    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尽管父亲每次讲述时，语气是平静的，但总能在我心底搅起波澜。我对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厌倦，就像对一首喜欢的乐曲，不管循环播放多少次，依然爱听。

    雪没停，父亲选择了靠近河谷的一片灌木丛停了下来。父亲说他卸下锅，把枪也卸下。看着敌手一步步逼近。可是敌手跟着父亲趟出的脚印，趔趔趄趄靠近他时，既没做出战斗的姿态，也没举手投降，而是一头栽倒在雪地上。父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又怜又恨地，拽起他双脚，确切说是拽着一双半新的长腰马靴，将他扯到篝火旁。

    父亲先缴了他的枪。是一支轻便灵活的三八式步骑枪，俗称小马盖子枪，父亲说那是女战士最喜欢的一款枪。他最终靠着这支枪，俘获了母亲的芳心，那时她在后方营房的被服厂做军服，当然这是后话了。

    敌手是个年轻的士兵，懂得一点中国话，他到了篝火旁，先是艰难吐出个“水”字，父亲没搭理他；他又吐出个“盐”字，父亲还是没搭理他，想着自己差点成为他枪下的鬼，想着牺牲的战友，父亲甚至觉得把他施到算火旁，让他得到最后的人间温暖，都是对战友的背叛。

    父亲说那夜的篝火太美了，将它周围飘舞的雪花，映照得像一群金翅的蝴蝶！敌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拼尽全力，拍一下自己，然后指指篝火，再吃力地拍一下自己，再指指算火。父亲明白，他想让他火葬了他。父亲说你要是投降，优待俘虏，我或许可以考虑。敌手听得懂父亲的话，但他没有将手上举，而是牢牢贴在胸口，像守卫最后的堡垒，至死没有做出投降的姿势。

    敌手挣扎了最后一程，凌晨两三点钟死了。父亲说这时雪停了。老天爷不撒纸钱似的雪花了。父亲搜敌手的身。他只在军服的口袋里搜出一样东西：一张二寸的黑白相片，父亲凑近篝火一看，那是个穿着和服的姑娘，她额头很宽，鼻子小巧，微微垂头，浅浅笑着，满眼都是甜蜜。父亲将相片放回敌手的口袋，然后划拉了一抱柴，将篝火调得旺旺的，拔腿出发了。

    常听父亲讲敌手的故事的母亲和我，一再问过父亲，你都要开拔了，还点篝火做什么？是不是火葬了敌手？父亲给出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他说：“哎，让他和那个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

父亲得救后，认识了后方被服厂的母亲，那只繳获来的小马盖子枪，经组织同意后，配给了后来跟父亲一同上阵的母亲。父亲待我甚为严格，他像苛刻的教官，要求我学习攀岩、游泳、滑雪、测绘、爆破甚至跳伞等本领。据母亲说，这些都是抗联战士当年要学的科目。每到小年的时候，他都要讲一遍敌手的故事。

（有删改）

复活(节选)^[注]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它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玛丝洛娃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玛丝洛娃。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典狱长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看守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有删改)

注聂赫留朵夫在狱中与玛丝洛娃见面后，决定为她提出上诉，经典狱长同意在办公室里再次与玛丝洛娃见面。玛丝洛娃请求聂赫留朵夫帮助被诬告为纵火犯的明肖夫母子，并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但聂赫留朵夫坚持帮助玛丝洛娃，打算将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工作；同时找到明肖夫了解情况。为此他求助副省长玛斯连尼科夫，征得其同意后第三次到监狱会见玛丝洛娃。本文写的就是这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