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章，根据要求，回答小题。 嘱托
格·鲍姆特
就在彼得动身前往华沙参加一九五五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前一晚，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一位邻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然后摆在桌面上，摊开来。里头是一张相片、一封信和一张字条。
他讲述了有关这个小红包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这样，大批的波兰人被弄到德国去。那时候，这位邻居正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他曾答应帮助一个波兰囚犯实现他的托付。
一天，锯木厂的一个工棚失火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心里明白是囚徒们干的好事，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斗争进行下去。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员朝工厂一拥而入，带走了许多做苦工的囚犯。
当党卫队员冲进邻居工作的那个车间时，他正与那位囚犯在干活，这位波兰人迅速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塞到德国工人的手里，“老婆和孩子……多替我问候，要是战争完蛋了。”他脸急得煞白，压低嗓门儿刚说出这几句话，党卫队就把他带走了，作为对这次纵火的报复。
一九四六年夏天，这位邻居发了一封信给囚犯的太太，她的地址就写在那张纸条上。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一年半之后，他又试图再投一信，然而，一切依旧是徒劳的。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这一天，他可以托人将这个小包包直接带到波兰去。这位邻居把小红包郑重地递给彼得。
彼得注视着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信呢，不言而喻是遇害者留给他家属的最后诀语。在那个小小的纸片上，用大大的字迹写着这样一个地址：“Z和M·尼波耶夫斯卡，华沙斯巴索夫斯基大街十八号”。
“一定的，我会去找她的，并将事情的一切转告她，这件事您完全可以信赖我。”彼得说。
那时候，当这位邻居把这个小红包交给他的时候，彼得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去到华沙，把事情一讲，东西一交，不就完了嘛！然而，当彼得后来抵达那条街的时候，十八号的门牌怎样找也找不到。在那块空地上，从前确实有过十二至二十六号门牌的房子，现在只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着足球。在警察所，彼得也得不到一点答复。她们现在究竟住在哪儿呢？这样，彼得反而横下一条心，非找到她们不可了。
来到华沙，彼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求知的渴念，他见得越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一下的愿望就更大。
大约在联欢节开始后一个星期，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去与一些波兰小伙子和姑娘相会一下。起初他觉得不太好，但朋友们干脆连拉带扯地把他推拥走了。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找个舞伴，这时在彼得面前就站着一位姑娘，她羞赧地望着他，并且邀请他跳舞。就这样，德国、波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地用手势比画着交谈，大伙笑着，欢快地跳着。
自这个晚上相遇后，彼得与玛留莎每天都要相会。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华沙城都陷入一片欢腾之中，在大广场上，阿拉伯青年与瑞典青年，中国青年与黑人青年，伊朗青年与德国青年都在纵情地载歌载舞地狂欢，然后他们慢慢地拥向火车站。
彼得伴随玛留莎在火车站站台上来来回回地溜达，广播员用广播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彼得才恋恋不舍地攀上了车厢，将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他们相互凝视着，一时无言以对。
“地址！”玛留莎突然想起来，她的喊声就像呼救那样。
彼得摸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将他的地址记在上面。这时，他一下子才想起了那个小红包，于是赶忙把它掏出来。
“玛留莎，请帮助找一找，”他说，然后把这个小红包按在她的手心上。“打开看看！”他大声说，他见她一时还未领悟他的意思。
她打开这个小红包，念起来了。火车慢慢地挪动了。
玛留莎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粘住了。她几乎要被那些跟着火车而跑的人撞倒。“玛留莎！”彼得喊了她一声。玛留莎抬起头来一望，开始随火车跑起来，接着她停下脚来，摆着手，手里的那块红包纸就像一方告别的红头巾。彼得还在望着她，一时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她整个脸庞都叫泪水湿透了。
“为什么她哭得这样厉害？”彼得思忖着，这时他已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将给她写信。”他这样想着。彼得拿出她的地址来，他念着念着，脸色越变越白，一直白到额头。原来，上面留下这样的名字：“玛留莎·尼波耶夫斯卡”，也就是那个小红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