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我在始发站上了公共汽车，坐到最后一排。在我的后面，紧跟着上来一对母女。妈妈三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她的女儿五六岁，怀里紧抱着一只毛绒玩具。那时车厢里尚有部分空座，可是小女孩瞅瞅那些空座，然后坚定地指指我，对她妈妈说：“我要坐那里。”

       我愣住了。

       女人抱歉地冲我笑笑。她低下头，对小女孩说：“咱们去那边靠窗的位置坐吧。”

       “不，我要坐那里！”小女孩再一次指指我。

        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非要坐到我的位置。但我知道，现在她与妈妈犟上了，任女人如何哄她，就是站在那里，不肯随女人去坐。她不去坐，女人也不去，两个人站在狭窄的过道里，任很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们。

       我想，现在小女孩想要的并非是一个座位，而是一种满足。习惯性的满足，有理或者无理要求的满足。或许大多数时候，她的这种满足可以在家里得到，在她妈妈那里得到。问题是，现在，她并不是在家里。

       “你应该向我要这个座位，而不是你的妈妈。”我终于忍不住了，提醒她说。

       小女孩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看着妈妈，拽着妈妈的手，说：“我要坐那里，我要坐那里。”

       “那你们过来坐吧。”我说，“你和你妈妈挤一挤，或者你妈妈抱着你……”虽然我并不想惯着她，可是我实在不忍看到女人尴尬的模样。

       “不！”她说，“我不要和妈妈一起坐！我要一个人坐！”

       这就太过分了。或者说，对她的妈妈来说，这已经远非胡搅蛮缠，而是威胁了。

      我告诉小女孩，她乘公共汽车是免费的，她的妈妈并没有为她花一分钱。既然是免费，公共汽车上就没有给她准备座位。现在我把座位让给她，她应该把座位让给妈妈。或者，就算她花了钱，就算她有一个座位，有老人或者孕妇上来，她也应该给他们让座。现在，全社会都在这样做。

       “我要坐那个座位！”小女孩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她一门心思缠着她的妈妈。

       我想起一个词：教养。那天，直到终点，我也没有给她让座。我始终坐得安安稳稳，再也没有和小女孩说一句话。而她则始终站在我的面前，拽着妈妈的手，每隔一会儿，就要说一遍“我要坐那个座位”。

       可是，没有用。她的要求在今天、在这辆公共汽车上、在我的面前，注定不会得到满足。

       车上的人看着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妈妈，目光里，各种情绪都有。但不管如何，我想，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个小女孩可怜，也没有人觉得我应该把座位让给她。

       那天我必须拒绝她，不仅要用语言，还要用行动。我想告诉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属于她。不属于她的东西，并非撒娇或者威胁唯一对她没有立场和底线的妈妈就可以得到的。

       小女孩终会长大。但愿长大后她会明白：世界不是她家的客厅，别人的东西不是她怀里的毛绒玩具，别人也绝非她的妈妈。

       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选自《今日文摘》2015年第1期）

孩子，请系好鞋带

罗安余

    那时，我还在读初一。

    校每到年底都会组织游园活动庆祝新年的到来。

    记得那年的游园活动特别热闹，游戏很简单，似乎所有的人都能中奖，所以奖品很快就剩得不多了。

    我终于也得到了一张奖票，便兴冲冲地去领奖。领奖处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后几份奖品，我也不甘示弱地往前挤。高高的窗台，狭小的窗口，发奖的人根本看不见领奖人的脸，只能随意地从那些伸进窗口的挥舞着的手中接过奖票，再递给奖品。突然间，我感觉手心沉甸甸的，是一份奖品！还来不及高兴旋即又感到手里轻飘飘的了——奖品被别人抢了！我忙抬起头四下搜寻，只见身旁一个大男孩正在冲我得意地笑。

    我冲他喊道：“把奖品还给我！”

    他边走边嚷：“每个人都有奖票，谁能抢到就是谁的，凭什么还给你！”我拽住他的衣角，近乎哀求：“我先拿到的，给我吧。”

    他猛地推开我，没想到竟使我趔趄在地，他一溜烟跑掉了。

    从地上爬起来，我再也忍不住委屈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走向办公区，这时我本能地想到了母亲，她是这所学校极有权威的老师，她一定能帮我！

    母亲听我哭哭啼啼叙述完一切，沉默了半晌才说：“孩子，先系好你的鞋带吧。”我低头一看，真的，鞋带不知什么时候已松开了。我迅速系好鞋带，然后期待母亲帮我要回奖品，没想到她却平静地说：“走吧，我们回家……”

    这件事早已过去，我始终没能要回那份本该属于我的奖品，为此，我心里不止一次埋怨过母亲。然而，随着渐渐长大，十多年来曾经有过许多成败与得失的现在的我才恍然明白，当年的母亲是多么用心良苦！

    她让我系好鞋带，她在我因得不到奖品而懊恼的时候，让我系好鞋带，因为，我确实应该这样做。

    如果母亲任由我哭闹，我可能会一辈子对此事耿耿于怀，无法释然。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得到，我们又怎可以要求自己每次都能被满足呢？母亲这样做其实是想让我学会坚强——当生活不能如愿以偿或者不尽人意时，不是一味地计较和埋怨，而是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保持一份恬淡的心情对待生活。

    我知道，命运给予我们的磨难将远远不止是失去一份奖品；我同样知道，对待磨难也并非系好鞋带就能解决这么简单，但我明白生活的真谛就在于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不气馁，不自怨自艾，永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永远向前看，总有一天，我能用生命的带子系住幸福。

    如果单从外表上看来，它并不令人生畏，相反，看上去它相当美丽，它有纤细而优雅的姿态，淡绿的体色，轻薄如纱的长翼。颈部是柔软的，头可以朝任何方向自由转动。只有这种昆虫能向各个方向凝视，真可谓是眼观六路。它甚至还有一个面孔。这一切都构成了这样一个小动物的温柔。

    螳螂天生就有着一副娴美而且优雅的身材。不仅如此，它还拥有另外一种独特的东西，那便是生长在它的前足上的那对极具杀伤力，并且极富进攻性的冲杀、防御的武器。而它的这种身材和它这对武器之间的差异，简直是太大了，太明显了，真让人难以相信，它是一种温存与残忍并存的小动物。

老舍和孩子们

冰心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絜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我们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在十二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儿童的东西！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摘编自《冰心散文选》福建教育出版社）

芬芳的蜡梅花

秦湄毳

①天空飘着雪花，和雪花一同落在我手中的还有朵朵芬芳的蜡梅花———几个学生随信寄来的，我不禁带着微笑想起那群学生……

②学校临时安排我接管六年级的一个班，班里有几个出了名的“捣蛋鬼”。一进教室，我就看见靠门的小书桌边缘刻着一个“恨”字———而且右边多了一点，我知道这是一群“恨错了”的孩子，我笑了，微笑着说：“孩子们，我有一个难题，你们能帮我解决吗？”他们停住了嚷嚷，睁大眼睛望着我，眼神很丰富：有吃惊，有冷漠，有怀疑，有猜测⋯⋯这么多样的眼神一齐注视我，我也有些慌神，掩饰地清着嗓子说：“我做教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的咽炎愈来愈严重了。我今年30岁，可我的声带却未老先衰，恐怕有300岁了。”听到这里他们中不少人笑了，有情不自禁笑的，也有故意大声呵呵的，但我发现他们的表情里没有恶意。我放心地笑了……

③接下来的情形可想而知，他们卖力地献计献策，我一一点头说“试过了”。最后，他们有些泄气，有的已开始“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想我得实施我的“底牌”方案了，否则这只能是无效的“情感搭讪”。突然，我听见小胖说：“我知道一个方法，就是用蜡梅花拌蜂蜜……”这就是我要等的那个孩子，他终于发话了，我早知道他是这个班的“七寸”。我说：“是吗？ 这个办法倒还没试过……”

④其实，我只需要他们的配合，并不指望他们的“药方”。而事实上，他们在卖力地“帮助”我，放弃了属于自己的玩乐时间，为我寻找新鲜的蜡梅花……

⑤有一天，他们的“小神探”跑来跟我说：“老师，小胖领着我们找到一片蜡梅树林，我们摘了一些在家晾着呢，等干了给你拿来。”我呆了，想着他们可别“毁林”啊。

⑥我悄悄叫来小胖，谨慎地想着措辞，不想小胖挺“诡”，一听就明白了，大声大气地说：“老师，那是一片没人管的废林子，正改建，快挖没了，再晚就摘不到了！”他索性带我去实地考察，果然小胖的话属实。这是一片荒园，就在学校附近，本真的自然景色让我很动心，思忖着：哪天带学生来游一回。

⑦一个漫天飞雪的周末，我经过教室的时候，发现小胖正在门口小书桌上用橡皮泥仔细地抹平那个“恨”字，然后在上面贴了一张心形贴纸，用力地按了按，并端端正正地写下一个“爱”字。我激动了，在班里宣布：“放学后踏雪访梅去！”小胖喊：“我带路给老师摘蜡梅花去！”

⑧雪花.梅花，孩子们的笑脸.欢声，浩浩荡荡地欢腾在那片荒地，缕缕的芳香缠绕着我的眼耳鼻喉，我快乐着孩子们的快乐。那一刻，在我眼中，这群孩子就是一朵朵美丽的蜡梅花——你闻不到他们的芳香，是因为你还没有走进他们的心里……

⑨今冬，又飘雪了。看着手中他们寄来的小小蜡梅花，我分明闻到他们心灵里散发的香。我想说，此刻，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