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材料一：

    全面屏手机，泛指正面屏占比达到80%以上的手机，一般采用极限超窄边框屏幕，相比普通手机，具备更窄的顶部和尾部区域，边框也更窄。夏普早在2014年就发布过第一款全面屏手机Aquos Crystal，采用5寸显示屏，1280*720分辨率，同时取消受话器而配备了骨传导方案，实现了手机正面开孔的最少化，但当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17年下半年，全面屏手机在市场上全面性爆发，品牌从小米MIX到小米MIX2，从三星Galaxy S8到三星Galaxy Note8，再加上后面包括iPhoneX、华为麦芒6，华为Mate10在内的一系列新机等。

    由于手机的大屏化已面临手掌大小瓶颈，屏幕超过6英寸的机身让使用者无法单手触摸到手机边缘，且容易滑落碎屏，导致体验感下降，而最适合大部分用尸使用的手机尺寸是5—6英寸。全面屏更高的屏占比，意味着在机身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展示更多内容，能够让用户使用更加便利。

    目前主流手机的宽高比是16：8，而全面屏一般是18：9。加大的宽度给人们带来了“分屏浏览”这一全新的使用体验。全面屏让同一屏幕内看电视剧和微信聊天、淘宝购物比价这些新需求成为可能。

    2017上半年开始，手机销量的驱动因素由前几年拍照驱动、外观驱动和芯片性能驱动，逐渐转变为明星代言驱动。外观万面，各大品牌乃至各品牌内的子类都呈现严重的同质化。厂商不得不通过推出多款颜色来吸引眼球，但依然乏善可陈；比如苹果推出红色款Iphone7和7Plus来吸引眼球，但销量不达预期。全面屏带来的科技感、整体感则是外观微创新趋势中的一次大飞跃。全面屏未来将结合曲面技术、AR技术等掀起新一轮外观升级浪潮。

（摘编自《智能手机全面屏研究报告》）

材料二：中国手机市场各尺寸机型占比

全面屏渗透率将迎来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于《2018年中国全面屏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材料三：

    对于未来全面屏手机发展的趋势，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认为，“第一代全面屏”主要带来的是更大的占比外观以及视觉效果方面的提升。

    他预测，不久将迎来“第二代全面屏”，还会迎来更多技术以及交互上的革新，例如：异形全面屏、柔性屏幕以及各种新外观材料将成为打造差异化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全面屏导致当前大多数厂商不得不暂时采取指纹后置的解决方案，还会催生出新的生物识别技术革新。无论是今年iphoneX的面部识别，还是未来基于OLED屏幕实现的屏下指纹识别，都是技术发展的方向。

    刘立荣认为，全面屏的到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它解决了目前5G时代到来前手机行业创新疲劳的问题，并相信随着全面屏技术的推广，用户换机频率会重新提高。

（摘编自张娜《手机行业“全面屏”发展势不可挡》）

谣言为什么不缺受众

    谣言从来不是新鲜事。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的进步让谣言跑得更快、传得更远了。

    相关研究显示，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已超过6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微信中的联系人多是同事、朋友等平日里打过交道、联系较为紧密的人，当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每一条转发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再次转发扩散。《小龙虾是一种处理过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不吃》《肯德基的鸡都长着六个翅膀》《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些看着眼熟的文章是不是曾经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出现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类似已辟谣的文章达280148篇，而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达到21695437次。微信官方推出的公众号“谣言过滤器”将谣言分为七类，分别为失实报道、儿童走失、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迷信。数据显示，2015年失实报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29%，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食品安全（20%）与人身安全（12%）。《倒着输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等入选年度十大谣言，举报次数最多的《微信朋友圈降权》达到了233210次。

    很多人疑惑，许多诸如“六个翅膀的鸡”等谣言明明漏洞百出，为何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甚至反复传播？在不少专家看来，网络推手和商业营销是部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猎奇心理是谣言传播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尹雪赓分析认为：“从传播规律来看，人们更关注新奇、颠覆常识的讯息，出于这样的心理，谣言也就更容易得到传播。”

    失实报道之所以能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主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此外，失实报道还符合部分网民的固有观念，因而更容易取信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健指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更容易强化原有观点，甚至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本来信念的讯息，而拒绝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

    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相关谣言一直是各大网络平台经久不衰的“牛皮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此类谣言正是抓住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和自身健康、财产人身安全相关的信息，公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追寻更深层的原因，管健分析了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她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归因于害怕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从众心态和责任的分散、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等层面。管健说：“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越是不确定，就越会依赖别人。在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是更多地去观察模仿他人的做法和观点，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此外，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管健说，网络世界中，公众作为普通看客，常常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自己的判断、认识上也会慢慢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在群体活动中，很多人会持有责任分散的心理，觉得法不责众，因而更容易表现出有违社会规则的态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要求公众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突发事件，公众急于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及其进展，但又无法掌握一手材料、缺少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辟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平台的共同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12版，有删改）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