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季

袁省梅

    ①吃晚饭时，爸说：“我腰疼得不行，你替我看场去吧。”我不吭声，爸又说：“半大小子了，该替换替换我了，看人家大斌子，接上他老子的力了，不上学，一天能挣好几个工。”

    ②我还是没说话，可我听出了我爸话里的黯然、无奈、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后来，只要一想起我爸，我总是会想到多年前他对我无奈的样子，穿越时光的尘埃，扑面而来，让我莫名的心疼。

    ③大斌子，那时也是十七八岁的年龄，长得却壮实，一副大人的模样。吃了晚饭，我去喊了大斌子，捏了手电筒，去麦场。

    ④生产队的麦场在村子的西边，旁边就是麦地，一片连着一片，朦胧的夜色里，空旷，饱满。风从树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土里，唧唧叫。经了一天的日晒，麦秸垛和麦地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热烈，干燥，青草和新麦的香很浓了，让人感到莫名的欢腾。

    ⑤马灯下，大斌子掏摸出一把旱烟和几张窄的纸条，说“吃烟”就把一根粗大的烟卷塞到了我手里。现在想起，我的抽烟是从那晚开始的。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大斌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猛地吸一下，忽地吐出一团白的烟雾，很享受的样子。我只一口，就“咔咔”地咳嗽了半天。大斌子就笑，笑得肆意，畅快。

    ⑥突然，我们听见麦地里传来剪麦穗的声音，“嚓嚓”“嚓嚓”，迅疾，慌乱。我一下就慌了，脖子木头般僵硬得不能动。大斌子不叫我发出声响，倏地摁亮手电。一束光在晦明的月色下，虚弱，模糊，却照亮了那人。

    ⑦竟是老王头。月亮银白水样明，老王头讪讪地，手遮着眼睛，说：“没动麦捆子，就捡点麦穗。”大斌子仰头看看天，哈哈大笑：“是捡麦穗的好时候，不热。”我劝大斌子放过老王头，别让队长来了看见。大斌子不理我，踢着老王头脚边的布袋子：“眼神挺好啊，捡得不少嘛。”

    ⑧我知道，大斌子恨老王头。老王头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大斌子，还揍过大斌子。那时，哪个男生没挨过老师的打呢？多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倒觉得老王头下手太轻。大斌子还没停学时，就扬言要收拾老王头，当然也收拾过。给老王头扣在宿舍窗台上的碗下放只青蛙，给老王头的烟筒里塞半截砖。

    ⑨大斌子抓过布袋子，冷冷地说：“人可以走，赃物得留下。”月下，老王头佝偻着腰，搓着手，嚅嚅着，不知说了句什么，低下头走得风快，简直是小跑了。大斌子哈哈大笑：“慢点啊王老师，别摔了您的老腰。”

    ⑩月亮隐在了云后，有风吹来，潮润，燠热。大斌子叫我去场院，自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手里却不见了老王头的布袋子。

    ⑪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大斌子偷了半袋子碾好的新麦，刚出了场院，让队长撞见了。大斌子说是想用麦子换甜瓜吃。队长气得跳脚，骂他家贼难防。叫来他爸。大斌子挨了一顿狠揍。

    ⑫天黑时，大斌子来找我，瘸着腿骂他爸：“下手真狠啊，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昨晚倒霉，今晚你给我放哨，偷回来。”那晚，他顺利地偷出半袋子新麦。朦胧的夜色下，他的两条长腿舞得飞快，在小巷子穿来穿去。我追得气喘，也不敢喊。谁知他竟然把袋子放到了老王头家的柴房子前。我问他：“昨晚的也是给老王头？”他说：“你认为呢？”我说：“那前几天的布袋子还老王头了？你不是恨他吗？”他说：“你喜欢他？那天我是想把布袋子交给队长，从他门口过时就听见他媳妇在屋里骂他犟驴，说屋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窝在学校不挣钱。老王头一句不吭，我听着就心软得不行了。”

    ⑬谁知，我跟大斌子刚把半袋子麦子放到老王头的柴房子前，老王头“呼哧”从柴房子出来了。他扯住大斌子叫把麦子拿走，他说我偷你们不能偷，小小年纪可不能沾染了这坏习气，你们得走正道。

    ⑭大斌子“噗”地吐了口唾沫，甩开他要走，老王头死拽住就是不让走。大斌子没法子，只好背起袋子，也不理我，气呼呼地走了。

    ⑮我悄悄地叫他把麦子藏起来，明天换甜瓜吃。大斌子哼了一声：“吃吃吃，就知道吃。”大斌子把麦子倒到了场院，说：“这个老王头，看我以后怎么整他吧。”一会儿，他又说：“老王头说的也没错，嗨，这个老王头！”

    ⑯后来，大斌子和老王头成了铁哥们，我跟老王头也成了铁哥们。

（选自《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4》）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老人与井

夏一刀

    掌灯时分，瞎伯划拉着他那根光亮的导盲棍摸到黑牛家里。

    瞎伯有事没事最喜欢到黑牛家里去，拉拉家常、谈谈天，喝一杯黑牛采制的清茶。

    瞎伯说，黑牛，你晓得吧，我们村里以前有一口老井的，叫善卷古井。

    黑牛说，晓得晓得，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说是一个叫善卷的古人，他看到春夏天枉水河河水浑浊，人们喝了就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一口井。是吧？

    瞎伯说，善卷是神仙下凡呢，什么都懂。他对乡里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好，和气得很。本事很大，皇帝都要向他求助，问他治理国家的办法！

    黑牛笑道，瞎伯，你讲得神气活现，好像见过他一样。

    瞎伯说，我没见过善卷，我见过他挖的井呀，那时的井台用桃花石砌的，周围又用桃花石铺了地面。我和小伙伴们在孤峰岭上砍柴，口渴了就跑到井边，趴在井边咕噜咕噜喝水，那水真甜呀。

    黑牛说，瞎伯，你今天总讲井呀井呀干什么呢？

    瞎伯不做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布包，黑牛，我这里有一万多块钱，你帮我请人打一口井吧！

    黑牛急了，瞎伯！你攒几个钱容易吗？花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打一口井干什么呢！吃水还是我来帮你挑呀！

    你别管，黑牛，我就想再尝尝古井里的水，我要你打你就打。

    瞎伯把话说得很坚决，怎么劝阻都没用。黑牛只好说，那好吧，瞎伯。

    第二天就开始打井了。瞎伯用导盲棍点点戳戳到一个地方说，黑牛，这地方就是老井的位置，就在这儿掏吧。

    挖了三天，就传来了黑牛兴奋的喊叫声，瞎伯，真如你讲的，一下就挖到了老井，才下去不到二十米，就出了水呢。

    瞎伯急急忙忙敲着棍子来到井边，黑牛，快舀一瓢给我尝尝。

    黑牛舀了一瓢水给瞎伯。

    瞎伯喝了一口，含在嘴里，久久地品着。

    瞎伯摇了摇头，黑牛，你欺我是瞎子是不是。这是孤峰岭上的山泉水。

    黑牛说，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丢一个石子下井试试。

    瞎伯果真摸了一个小石子丢下了井。听到扑通一声水响，瞎伯笑了。

    瞎伯说，黑牛，你帮我把其他的乡邻都喊过来一起吃晚饭吧，要庆祝呢！

    太阳一偏西，大家陆陆续续地来了。来的人都给瞎伯道喜，瞎伯乐得白胡子一抖一抖。

    这个黄昏，瞎伯的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菜每家都带来了一些，合在一起，满满一大桌。

    男人喝着德山老酒，女人也喝，瞎伯也端起了酒杯。

    瞎伯说，黑牛，井打好了，剩下的钱你去买一些管子，一家一家把水抽过去。

    大家说，瞎伯，剩下的钱你自己收好，买管子每家自己管吧。

    瞎伯说，黑牛，我十几岁就瞎了，这辈子全靠你们这些乡邻照顾，要不，我这瞎老头哪有这么好的日子！我不能忘本哪，就做这么一点点好事，也算是对大家的报答吧。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走了，麻烦大家把我埋进土就行，不许用太多的钱，黑牛，你要是不依我的，我就在你梦里来找你。

    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一边举杯干酒。

    瞎伯也许醉了，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起来。

    黑牛从屋梁上爬了进去。

    瞎伯已经睡了过去，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把瞎伯抬上了山，黑牛用瞎伯留下的钱请了一个专业打井队。打井的人用洛阳铲在新井三来远的地方探到了老井的位置。

    一层一层的土起上来，露出了古老的井壁。再往下，堵住的泉眼打开了，清亮的水涌上来，水花翻开着，像一朵一朵百合。

    黑牛从开始打的井里起上来一只盛水的大木桶，这是蒙骗暗伯的。然后，从古并里打上来一桶水，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围在井边的乡邻都屏住呼吸，抿了一口。

    水甜甜的，润润的，像甘露。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船家

蔡楠

    在白洋淀，陈福友绝对是捕鱼的老手，老到九十岁了，还在捕鱼。

    早年间，白洋淀是水泽之国，淀水汪洋浩渺，滋养得鱼肥蟹壮。水势大的时候，不适合撒网捕鱼，陈福友就下卡捕鱼。他跟着父亲将船划过纵横交错的港汉沟壕，来到一片茂密的芦苇荡，然后开始下卡。下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浸过猪血的长长的线上，拴上类似于牙签状的小竹片，把它弯成U形，在口上套上用芦苇秆做成的套，中间塞上饵食。鱼是一种贪吃的东西，把饵吞下的同时，竹签就紧紧地撑住了鱼的嘴，想再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摇船，福友下卡，卡线在他的小手中一抖一抖地跳跃着，他就看到了今后的抖动的美好生活。

    可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白洋淀。陈福友就不下卡了，改用鱼钩捕鱼。福友小小年纪不用小钩，却喜大钩。大钩治鱼，多在有水溜的宽阔水面。鱼常喜在水中逆流游动，当触到鱼钩时，便被挂住，挂住的鱼越挣扎，越深，直到动不了为止。

    那年夏天，有一艘日军的快艇载着五个鬼子，开到陈福友下钩的地方来洗澡。他偷偷地潜水过去，将一串大钩，围绕着洗澡的鬼子们悄悄下好，然后爬上汽艇，将枪支和衣物敛到自己的船上，开到了抗日雁翎队的驻地。等到雁翎队员赶来的时候，五个鬼子已经血肉模糊了。

    水浅鱼多的季节，陈福友就用大罩捕鱼。1963年白洋淀发大水，水都淹了村子，房子有的也被泡塌了。全村人都被安置在村子里最高的采蒲台上，等待政府救援的直升机来扔大饼。有时候，直升机扔不准，将大饼和饼干扔到了水里，都泡得成了面糊糊。陈福友觉得这面糊糊真不如他逮的鱼好吃。他就拽着自制的大罩，腰问系着鱼篓，凫水来到未被淹没的苇地里罩鱼。苇地里水浅他光着膀子在苇地里中蹚水，还一边叫喊着。鱼受了惊吓向水底躲避，触及河底，浑水上翻，陈福友用力将大罩按了下去，鱼就成了罩中之鳘了。鱼送到了一村灾民的手上，就等于把村民的性命从龙王的手上夺了回来。陈福友的大罩捕鱼就一直持续到大水退去。

    后来，有专家说地球变暖，天旱少雨，白洋淀上游九条河的水位像花一样枯萎。白洋淀没了水，干了。甭说鱼了，就连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袅袅婷婷的莲花都无影无踪了。陈福友将船反扣在千里堤上，裸了背坐在船上晒太阳。老伴儿胡小仙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说，你看你，背上都晒得脱起鱼鳞了，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一条鱼呢!

    陈福友说，我是鱼，可我是一条行走在岸上的鱼。

    胡小仙笑了，这种鱼我可是头一次见过。

    可咱不在岸上晒成鱼干行吗?胡小仙又说，咱走，咱去渤海湾捕鱼行吗?村里置办了几条轮船，嚷嚷着让人报名呢?咱去不?

    不去!

    为啥?

    我要在大淀里掘坑寻水，我不离开白洋淀。

    陈福友说着，站了起来，把烟揉揉放在嘴上叼着。胡小仙连忙去给他找火柴，还没火柴找来，陈福友手里的烟腾的一下就被太阳晒着了。

    陈福友开始了在白洋淀掘坑寻水的漫长之旅。他的铁锹用烂了三百六十把，他把白洋淀九十九个湖泊掘了个遍，终于他掘出了一条白洋淀通往黄河的水路。

    在陈福友掘淀寻水的日子里，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水乡修了桥，水乡修了柏油路，水乡建了工厂，水乡建了高层建筑，捕鱼的事情人们逐渐淡忘了。

    可陈福友又回到了水里，回到了淀上。

    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陈福友说，你这把年纪了，就别去捕鱼了，歇了吧!

    陈福友说，我不能歇，歇了会死的!

    那我给你买个机器船吧，省力气。

    不用，机器船有污染，老船家还是使老船好!

    陈福友告别了儿子，告别了岸。把那条千里来堤上的木船修补好，刷了漆，船顶上支起了塑料布，船上准备好了小柴灶、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然后带着胡小仙，披上蓑衣，振臂摇桨，小船像一条梭子鱼一样蹦进了大淀。

    老头子，你这劲头怎么看也不像是九十岁的船家呀!胡小仙说。

    你这豪气也不像八十四岁的船家婆呀!陈福友说。

    咱们去哪里?

    去采蒲台下面下粘网，傍晚到雄安新区集上卖鱼!

    老船家这样说着，船就飞过了一片苇地。苇尖上独立的一只红嘴水鸡就飞离芦苇，鸣叫着逐船而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

菜单上的春天

欧·亨利

    那是三月的一天。

    萨拉正对着一份菜单哭泣。

    你能想象吗，一个纽约市的姑娘竟会对着一份菜单掉眼泪！

    这位美丽的姑娘有着不逊于商学院毕业生的速记本领，然而世界只认他们，她只好四处奔波找点零碎的打字活。她同这个世界作战的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签订了协议。这家餐馆在她寄居的一座旧楼房的隔壁。一天晚上，萨拉在这里吃完了一份廉价的快餐之后，找到了工作：萨拉负责为餐馆每天安排的菜肴打印菜单，报酬是每天的三餐饭。

    在严寒而又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萨拉来讲，这是至关紧要的。

    后来，日历上说春天已经来了，这真是谎言。春天可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冰雪仍然像坚硬的石头一样冻结在横贯城市的街道上。萨拉坐在吱吱作响的柳木摇椅上望着窗外。除了为舒伦伯格准备菜单，她并没有别的事可做。墙上的日历冲着她不停地吼叫：“春天来了，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看看我，萨拉，这儿的数字就是证明。你有这么优雅的身材，萨拉，这么美好的春天的外形，为什么还要这样忧伤地望着窗外呢？”

    萨拉的房间在这座房子的后部。朝窗外看，她恰好能看到邻街的制箱厂后面没有窗户的砖墙。砖墙非常干净，亮堂堂的。再往下看，萨拉看到了樱桃树和榆树掩映下的绿茵茵的小道，道旁还环绕着一片蒲公英。

    去年夏天萨拉去了一趟乡下，爱上了一个农夫。

    萨拉在桑尼布鲁克农庄待了两个星期，在那儿她渐渐爱上了年轻的沃尔特。就是在这样绿树成荫、蒲公英环绕的小道上，沃尔特向她求婚，赢得了她的芳心。他俩坐在一起，沃尔特为她编了一个蒲公英花冠。他还热烈地赞美过金黄色的花朵衬上她棕色的长发有多么的美；后来她把花冠留在那儿，手里轻摇着草帽走回了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萨拉对那个美好日子的回味。服务生送来了家庭饭馆第二天的菜单。萨拉坐到打字机旁，把一张卡片卷进滚轴里。她很灵活，通常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菜单就全打好了。

    这一天菜单上有不小的变化，上面充满了春天亲切的味道。刚刚还在青草坡上嬉戏的小羊羔，眼下也配上了煮过的水果，让人忍不住记起它曾有的欢乐。牡蛎的歌声尽管还没有完全沉寂，也慢慢地削弱了。煎锅只能在仁慈的烤炉炉条后面安静地休息。馅饼的品种多了起来，油腻的甜食不见了，香肠裹在包装纸里，和荞麦、香甜的枫糖一道在菜单上流连，却也时日不多了。

    萨拉的手指欢快地舞动着，像夏日的溪流上翩翩起舞的小矮人。打了一道又一道菜，她按照菜名的长短给它们每一个都安排了合适的位置。

    甜食的上面正好是蔬菜，胡萝卜烧豌豆，烤面包片加芦笋，四季不断的西红柿加豆煮玉米，利马豆，卷心菜——还有——

    萨拉对着菜单哭了起来。发自心底深深的失望让泪水涌出了心房，聚集在她的眼眶里。她的头伏到了打字机的架子上，键盘随着她的抽泣发出单调的嗒嗒的伴奏声。

    她已经有两星期都没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上的下一道菜却正好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什么蛋——谁管是什么蛋呢！一一蒲公英啊，沃尔特就是用那金黄色的花冠为她加冕，封她为爱的女王，未来的新娘——蒲公英啊，春天的信使，叫人伤心的花冠，她那最甜蜜时光的见证。

    萨拉渐渐地止住了泪水。菜单必须得打完。然而，还沉浸在闪着淡淡的金黄色光芒的蒲公英梦里，她的指头心不在焉地敲打着打字机键盘，有好一会儿，她的心仿佛还同她那年轻的农夫一起依偎在绿荫小道上。

    晚饭恰巧有一份蒲公英的美味，她根本吃不下去。这盘黑色的东西从光艳夺目的爱情象征变成了一分可鄙的菜肴，她夏天的期望就枯萎死亡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楼下的门厅里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萨拉跳了起来，冲到门边，跑到楼梯口，她的农夫一步三级地跳了上来，像收割庄稼那样一把把地紧紧地接在怀里，捡谷穗的人这下可什么都别想得到了。

    “为什么不写信呢——哦，为什么？”萨拉叫着。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啊，”沃尔特说“一星期前我去了你的旧地址，才发现你星期四就搬走了。幸好不是倒霉的星期五搬走的，我总算安心了些。那以后，我可一直都在通过警察局什么的想尽了法子到处找你。”

    “可我给你写了信！”萨拉激动地说。

    “从没收到过！”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年轻的农夫露出了春天般的笑容。“晚上我碰巧走到隔壁的家庭饭馆，”他说，“管它是家什么样的饭馆，这个季节我只想吃点绿色蔬菜什么的。我在那张打印得很漂亮的菜单上扫来扫去，想找点什么。当我着到卷心菜的下面，差点掀翻了椅子，大声嚷着叫老板过来。是他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想起来了，”萨拉高兴极了，“卷心菜下面是蒲公英。”

    “我知道全世界恐怕只有你的打字机会打出那奇特的大写了字母W，总是跑到一行字的上面。”沃尔特说。

    “可蒲公英里并没有W这个字母呀。”萨拉惊奇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菜单，指着那一行。

    萨拉认出了那是下午她打的第一张卡片，右上角还留着一点闪亮的泪痕。但在那原本该看到绿色植物名称的地方，却因为金黄色花朵的回忆老是在她眼前飘来飘去，她的手指不知怎么的就敲了些别的什么键。

    于是在红卷心菜和带馅青椒之间就出现了这样道菜：“最亲爱的沃尔特，配水煮蛋。”

提  琴

阿城

    老侯是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锛檩锛椽子。

    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站在原木上，用锛像用镐，一下一下把木头锛出形来，弄不好就锛到自己的脚上。老侯一次也没有锛到自己脚上。

    老侯对没有锛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枨，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人家来取活的时候，老侯问，这是个什么？来人说，不知道。老侯心里说，我才不信不知道呢。

    不过老侯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这件事一直是老侯的一块心病。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蒸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关系，是麻烦。因为是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这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浆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了，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