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乳

于中飞

    灾难来临的那一刻，她正给孩子擦洗身子。

    5月的阳光很灿烂，从门缝窗棂间挤进来，在浴盆里跳跃成一片耀眼的白。孩子咯咯笑着，舞动着圆滚滚的小胳膊，憨态可掬。抚摸着孩子白白嫩嫩的肌肤，她心田里漾起阵阵温热的涟漪。

    一切是那么的突然，她刚站起来伸展一下腰身，脚下的地板就猛烈地摇晃起来。桌上的洗澡用具稀里哗啦撒了一地，接着，门窗变形了，墙壁裂开了，房顶上的漆皮大片大片地脱落。地震！她脑子里念头一闪，俯身抱起孩子朝门口跑，不想，脚下一滑，她跌倒了。还没等她爬起来，轰隆一声，房顶便坍塌下来了……

    孩子嘹亮的哭喊声惊醒了她。借着透过楼板缝隙的一丝微弱的光线，她看到眼前一片狼藉，残砖断瓦，灰尘弥漫。洗澡间窄小的空间救了她和孩子。一块楼板斜刺里架在墙壁上，形成一个夹角，使她和孩子幸免于难。但她的双脚却被楼板死死地卡住了，疼痛难忍，丝毫动弹不得。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她吓坏了，扯着嗓子喊救命，又腾出手来疯了似的拼命去推那楼板，但都无济于事。

    废墟中到处是哭喊声、呼救声、呻吟声。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她也禁不住失声痛哭。她才22岁，她不想死。

    孩子哭累了，在她怀里酣然入睡，她被压的双脚开始变得麻木，嗓子干得冒烟，原本清醒的大脑也变得昏昏沉沉。

    不知什么时候，孩子又醒了，挥舞着小手在她怀里乱抓乱挠。她知道，孩子饿了，可到哪里去弄吃的呢？

    她摸索着擦去孩子脸上的泪水，指尖拂过孩子的小嘴时，被孩子一口含住，吧唧吧唧地吮出响来。她鼻子一酸，眼泪又出来了：可怜的孩子，你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命运不该对你我如此残忍啊！

    天，黑了又亮，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双脚已完全没了知觉，脑袋嗡嗡作响，眼皮沉甸甸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一点一滴地从身体里流逝。

    四十多个小时后，救援队在瓦砾堆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趴在地上，双肘撑地，整个上半身向前匍匐着，样子很古怪。当人们搬动她那还温热的身体时，突然惊奇地发现，她的怀里竟然抱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孩子！孩子毫发无损，闭着眼睡得正香。就在人们惊叹于生命的奇迹时，有武警战士发现，孩子妈妈的十个手指尖竟都结了血痂！

    原来，做妈妈的咬破了自己的指头，用鲜血延续了孩子的生命！

    再次审视弱小的她，人们的内心被什么东西触动着，泪水在人们的脸上恣意纵横，几个年轻的武警战士背过脸呜呜地哭出声来。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她只是医院的实习护士，上岗才3天。她没有结婚，甚至，连男朋友都还没找。那个孩子，是她的一个普通病人。

迷失在雪中的城市

    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马可瓦多从床上起来觉得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认不出那是几点钟，从百叶窗缝透进来的光线跟平常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都有些不同。打开窗户：整个城市不见了，被一页白纸所取代。定睛再看，才分辨出在白色当中，有一些几乎被涂抹掉的线条仍符合视觉上的习惯：周围那些窗户、屋顶和街灯，全被前一天晚上下的雪盖住了。

    “是雪吔！”马可瓦多向他太太喊着，或应该说张口想喊，但是声音一出来就被压低了。就好像落在线条、颜色和景观上的雪，也落在所有噪音上，减低了制造噪音的可能性；在一个满溢的空间的，声音是不会振动的。

    电车因下雪而停驶，马可瓦多只好走路去上班。沿途，他自己开辟出他的通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在市区路上，人行道与行车道的区别都消失不见了，车辆不能通行，而马可瓦多，虽然每走一步就陷入半截小腿，雪水也渗入袜子，但他游走在马路中央，踩踏着花坛，任意穿越路口，东摇西摆地前进。他是自己的主人。

    所有大小道路像沙漠般无边无际的展开，如同夹在陡峭山峰中纯白的峡谷。被覆盖于下的城市，谁知道是否还是同一个，或者在夜里已换了另一个？谁知道在白雪下到底还有没有加油站、书报摊、电车站，或者只是成堆成堆的白雪？马可瓦多一面走一面幻想着自己迷失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中：事实上他的脚步正把他带往每天工作的地方，同样的仓库。等走进大门口，这位搬运小工惊讶的发现自己站在一成不变的墙内，仿佛那些让外头世界消失的改变，独独漏掉了他的公司。

    在那等着他的，是一枝比他还高的铁鍬。车间主任威利哲姆先生把它递给他，说：“公司前面人行道上的积雪轮到我们铲，也就是说轮到你铲。”马可瓦多环抱着那枝铁鍬转身出去。

    铲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尤其对那些没吃饱的人而言，可是马可瓦多却觉得雪就像一位朋友，撤消了禁锢他生命的牢笼。于是他发奋工作，一大铲一大铲的雪花由人行道上飞向路中央。

    还有失业的西吉斯蒙多对雪也充满了感激，他在那天早晨被市政府征召成为铲雪工人，终于眼前有了几天确定的工作。不过他的这种感情，不同于马可瓦多模糊美丽的幻想，而是精确的计算，要清出这么多平方米的面积就必须铲掉多少平方米的雪；他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成为小队队长，然后——这个志向是一个秘密——再直上青云。

    西吉斯蒙多转身看到了什么？一个忙碌的家伙在人行道上东一铲西一铲零乱地用雪把那一段刚清完的行车道又盖住了。他差点昏倒。跑过去用装满雪的铁鍬指着对方的胸口。“喂，你！是你把雪铲下来的？”

    “啊？什么？”马可瓦多惊跳起来，但承认：“喔，大概是吧。”

    “好，那你立刻用你的小铲子把它弄回去，要不然我就让你把它吃干净。”

    “可是我应该要铲掉人行道上的雪。”

    “我要铲的是马路。那怎样？”

    “不然我要放哪里？”

    “你是市政府的吗？”

    “不是，我是Sbav公司的。”

    西吉斯蒙多教他如何把雪堆在路边，于是马可瓦多把那一段马路重新打扫干净。心满意足，铁鍬插入雪中，两人注视着完成的作品。

    “你有烟头吗？”西吉斯蒙多问。

    当他们互相为对方点燃半支香烟时，一辆扫雪车驶过，扬起两大波白浪掉落两侧。在那个早晨，任何噪音都只是窸窣声：等这两个人抬起目光，他们清过的那段又重新盖满了雪。“发生什么事了？又下雪了？”抬眼望着天空。那辆车，转着它的大刷子，已经拐弯了。

    马可瓦多学会把堆雪打压成结实的小墙。如果他一直不断作这样的小墙，便可造出完全属于他的路径，通往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在这些路里都会迷失。重建城市，堆积起像房子一样高的雪山，这样就没有人能辨认真正的房子。也或许其实所有的房子都已变成雪造的了，里面及外表；一个是有古迹有钟楼有树木的雪的城市，一个是可以用铁鍬打散再用另一种模式重建的城市。

    在人行道旁某一处原来就有一堆庞大的雪。马可瓦多正准备整压它以与他的小墙同高时，才发现那是一辆汽车：公司董事长亚伯伊诺的豪华大轿车，全被雪盖住了。既然一辆车和一堆雪之间的差别这么微小，马可瓦多埋首用起铁鍬来雕刻一辆汽车。他雕得实在很好：在两者之间还的确分不出来那个才是真的。为了给这个作品做最后修饰，马可瓦多用上了一些铁鍬挖出的废物：一个生锈的圆罐子作车灯，一片煤气阀让车门有了把手。

    门房、传达员和工友一阵脱帽礼，董事长亚伯伊诺从大门出来。有深度近视眼的董事长，自信地快步走向他的汽车，抓住突出的煤气阀，拉出，低下头连脖子一起钻进雪堆中。

    马可瓦多已经转过街角在中庭清扫。

    中庭的小孩作了一个雪人。“它没有鼻子，”其中一个小孩说。“我们放个什么东西。胡罗卜！”便各自跑回家里的厨房在蔬果中翻找。

    马可瓦多看着雪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分辨在雪下面的是雪还是被雪所覆盖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情况除外；人。因为他知道我是我，而不是在这里的这个东西。”

    专注于他的沉思，以至于没听到屋顶上两个男人喊叫：“喂，先生，您移动一下位置！”他们是负责除去瓦片上积雪的人。然后在一瞬间，三百公斤的雪迎头落下。

    小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胡罗卜回来。“哇！他们做了另一个雪人！”在中庭里有两个一样的玩偶，站得很近。

    “我们帮两个都装上鼻子！”便把两条胡罗卜分别插在两个雪人脸上。

    马可瓦多，死多于活地感觉到透过那层把他埋没和冰冻的白雪有人送来了食物，便咀嚼起来。

    “我的妈呀！胡罗卜不见了！”小孩们都吓坏了。

    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并不放弃。他还有另一个鼻子可以换：一颗青椒。把它塞给了雪人，雪人狼吞虎咽地把青椒也吃掉了。

    小孩们再试着放上一小根木炭当鼻子。马可瓦多用尽全身力气把它吐掉。“救命啊！它是活的！雪人是活的！”小孩们全都跑光了。

    在中庭的一角有排放热气的闸门。马可瓦多，迈着雪人沉重的步伐，把自己移到闸门上。雪一块块的溶化，顺着衣服往下流：重新出现一个肿胀并感冒鼻塞的马可瓦多。

    拿起铁鍬，主要是为了暖身，他继续在中庭工作。有一个喷嚏停在鼻头，就停在那里，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来。马可瓦多铲着雪，半闭着眼，而那个喷嚏始终卡在他的鼻尖。突然间：“啊……”，几乎隆隆震耳的：“……啾！”比地雷爆炸还要猛烈。由于空气急剧的变动，马可瓦多被震撞到墙壁上。

    可不是一点小变动：这个喷嚏引起的根本是一个龙卷风。所有中庭的雪扬起，纷飞有如暴风雪，然后被上方的漩涡吸进去，撒入天空。

    当马可瓦多从昏厥中重新张开眼睛，整个中庭都是空的，连一片雪花也没有。在马可瓦多眼前出现的是一如往日的中庭，灰色的墙壁，仓库的箱子，那些日常的多角和满怀敌意的东西。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先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妺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天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第六病室

[俄]契诃夫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有删改）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