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生活的视角

李林荣

①在课堂上常教训学生，立论作文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其实何止纸上谈兵写论文、发议论，需要视角，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出发点和观察位置。别的不说，就以这几年我外出上班从骑车到挤公共汽车的交通形式变化而论，同一个北京城就因此而在我的感觉里有了很多改观。

②住在北四环外龙王堂时，因为多次经受自北太平庄坐公共汽车回家几乎被别人的前胸、后背和膀子、胳膊肘挤成薄片的苦难，所以下定决心骑车出门。到了东三环麦子店安家之后，我的骑车生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状态。最辉煌的一次纪录是在2002年冬的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跑了一大圈，将大半个北京城区尽收眼底。

③直到近一年前突然调到二外，把家搬到远郊通州，在大货柜车和小汽车密集交织的车流和它们吐出的浓烈尾气、卷起的阵阵尘土合力的排斥、包围中，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④于是，我不得不改以坐公共汽车为主要的外出方式。也许正因为换了交通方式，先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种生活所特有的感触 ， 现在倒越发清晰、明确起来。骑车人的视角，比挤在公共汽车上的人，要开阔得多，也自由得多。跨在小小的自行车上，每一步行程都得自己出力气，这是真实的；每一处眼前的人、物、景观，也都是行迹所至，自然扑近的，这也是真实的；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细节，也都是必须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及时小心予以应对的，这同样是真实的。自行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一个城市近距离接触、甚至水乳相融的真实感和细腻感。

⑤骑在自行车上，大概是一座城市里只比坐着、躺着和随便走着的时候高一点的一种生活姿态。骑在车座上，一个人看不到比自己站着时更远的一片视野。但是感谢会旋转的车蹬和车轮吧，它会把一个人原本很平常、很狭小的这片随意往那儿一站就可以得到的视野无限放大、无限铺展，最终，使一个经常骑自行车的人赢得远胜过一个只满足于步行和原地彷徨的人的丰富见识和宽广心胸。当然，这判断仅限于城市生活，要是有人像徒步探险家那样勇于迈步走出城市，双脚走路也是完全可能走出一片无边的天地的。

⑥这么一想，挤在沙丁鱼罐头甚至压缩饼干桶一样的公共汽车里，就成了一种最没出息、最没诗意的生活状态。靠着这么一种状态，自然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四处出没、东游西荡，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常客，就算他有永不消退的热衷于挤车的饱满激情，他所得到的，至多是一些困在车窗框里的一掠而过的风景片段，一连串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车站名称和行车线路，还有那种成分极其复杂、味道永远可疑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专有的气息。

⑦而在自行车车座上和公共汽车车厢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入乡随俗呢，还是象由心生呢，反正总是会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情。骑自行车的人，有悠然自得的逍遥派，有越蹬越来劲的自我陶醉派，也有自言自语的思索者，还有横冲直撞外带呼啸的野蛮豪放派。愁眉苦脸面露狰狞的骑车人，大概也是有的，但一般总是难得一见。可在公共汽车上，情形就大为不同。失去了审美必要的距离感，又缺乏流通的空气、敞亮的环境，大家一律油汗涔涔，倦容满面，最低限度也总有一种坐着和站着两种乘客间暗自较劲的心理失衡挂在嘴角眉梢，至于丑恶的抢座和该让座不让座，以及因为挤手踏脚怒颜相向、恶语相加等现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⑧我唯一的奢求是，下一回挤在公共汽车的人缝里，自己的嘴脸能够尽可能地慈祥一点。

补课

聂连新

    物理老师聂志刚准备利用双休日为班上的几个后进生补补课，没想到前脚刚跨进教室，后脚就被老婆桂花拽住了：“都什么时节了，人家的豆种早发芽破土了，咱家的地还没翻身。天气预报说了，明天有小到中雨，要是天黑以前没把三厢地翻完，你莫想进俺个家门。”不由分说，桂花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聂志刚的肩膀就往外拖。聂志刚推了推眼镜，回头对着教室喊：“先回去吧，看情况今天是补不成了，下个星期再来，先回去吧。”

    农村教师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教室讲台，一会儿田间地头，一会儿西装笔挺，一会儿赤膊挑粪。不过打聂志刚调到毕业班后，就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很少过问家务事了。桂花上要侍候七十多岁的婆婆，下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娃子，里里外外忙得也确实不易。

    回到家里，聂志刚顾不得换件衣服，掮了把锄头就出了屋门。时令已是清明过后了，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满坡都是，成群的蜜蜂在花朵间随意翻飞，和煦的阳光照得人直想打盹，两个歇脚的挑夫坐在草垛上点火抽烟，好一幅田园风光图啊！聂志刚走在地间的小路上，头一次觉得亲近大自然的感觉是这样爽，难怪晋代诗人陶潜弃官归田，过得悠然自得无比惬意。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聂志刚今天浑身是使不完的劲，锄头在他手里就像握着根拐杖，下锄、掀土、磕碎，似乎都不用费力气。两个时辰不到，三厢地就给他翻得只剩下晒席那么大一片了。照这样的进度，在天黑之前完成桂花指定的任务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可以收个早工，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说不定还可以完成下星期的讲义呢。想着这些，聂志刚就嘻嘻地笑了。

    吃中午饭的时候，桂花给他又是端水，又是递毛巾，又是拍打身上的碎土。桌子上也特别的丰盛，甚至还摆了一小盅他最爱喝的杨梅酒。咳，女人的心就像天上的云，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凶神恶煞一样，指手划脚，如今又侍候大老爷们似的，低头哈腰。桂花这个那个的交代了一番，就风风火火地去接聂志刚的班。

    聂志刚吃第三碗饭的时候，桂花气急败坏地返回来了：“你这死脑筋，十足的书呆子，连自家的三厢地都认不出来，还不如趁早找块石头，一头撞上！”什么？忙活了大半天，都做无用功了！聂志刚怎么也不相信有这么回事，河边那块三厢地他是去过的，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他亲手给辣椒苗施的肥，今儿上午的时候，辣椒枯枝还竖在那儿呢。桂花气得跺脚：“猪啊，去年就你家种了辣椒？咱家的三厢地在河东知不知道？你去瞧瞧，你学雷锋帮谁做好事了？”难道真的弄错了？聂志刚被桂花放连珠炮似的一通臭骂，自觉理亏，不敢申辩，只一声不响跟了桂花往河边走。

    到得了河东桂花认定的那块地，两口子都傻了眼：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家的三厢地已叫谁翻过了，平平整整地躺在那里，泥土磕得细碎。从又湿又松的泥土可以看出：这地刚翻过不久。咦，这就奇了，他聂志刚错翻了别家的地，自家的地又莫名其妙别人帮着翻了。难道是那块地的主人回报他聂志刚慷慨行为的结果？不可能，都是乡里乡亲，为什么不直接打声招呼？聂志刚东瞧瞧西看看，终于在土埂边缘找到了五六个大小不一的脚印，脚印都不大，三十六七码长。聂志刚想起来了，一定是他们——班里那几个后进生——那有一个疯子母亲的黄小东，那从小就父母离异、由爷爷带管长大的聂芒，那上山打柴时不小心摔断了胫骨的李中中，还有……聂志刚想着想着，眼圈里就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溢出来。

    聂志刚没有说什么，回到家里，从书桌上挑了两本教科书，径直向其中一个后进生的家里走去……

——摘编自《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6期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条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大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

    “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