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身穿雨衣闯了进来。没等我答应，便穿着雨衣径自进了淋浴房。不一会儿，浴室门“砰”地打开，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我还一头雾水，但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以几秒的时差紧跟上他，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并没有跟她搭话，而是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巴施蒂希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我刚在吧台前坐下来，巴施蒂希湿漉漉地来了，直接坐到我旁边的座椅上。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

    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留给自己，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家居装潢社的一名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谢克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他继续往下讲，“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谢克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酒徒们看到他的模样，发出一片惊呼：外面的雨那么大！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我计算了一下，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的确，我的话触及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先生，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柴禾

刘亮程

    ①我们搬离黄沙梁时，那垛烧剩下一半的梭梭^[注]柴，也几乎一根不留地装上车，拉到了元兴宫村。元兴宫离煤矿很近，取暖做饭都烧煤，那些柴禾因此留了下来。

    ②柴垛是家力的象征。有一大垛柴禾的人家，必定有一头壮牲口、一辆好车，当然，还有几个能干的人，这些好东西碰巧凑在一起了就能成大事、出大景象。可是，这些好东西又很难全凑在一起。有的人家有一头壮牛，车却破破烂烂，经常坏在远路上。有的人家置了辆新车，能装几千斤东西，牛却体弱得不行。还有的人家，车、马都配地道了，人却不行——死了，或者老得干不动活。

    ③我们刚到父亲的住处时，家里的牛、车还算齐备，只是牛稍老了些。柴垛虽不高，柴禾底子却很厚大排场。不像一般人家的柴禾，小小气气的一堆，都不敢叫柴垛。父亲带我们进沙漠拉柴，接着大哥单独赶车进沙漠拉柴，接着是我、三弟，等到四弟能单独进沙漠拉柴时，我们已另买了头黑母牛，车轱辘也换成新的，柴垛更是没有哪家可比，全是梭梭柴，大棵的，码得跟房一样高，劈一根柴就能烧半天。

    ④现在，我们再不会烧这些柴禾了。我们把它们当没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我们想，或许哪一天没有煤了，没有暖气了，还要靠它烧饭取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已不懂得怎样烧它。劈柴的那把斧头几经搬家已扔得不见，家里已没有可以烧柴禾的炉子。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扔掉那些柴禾，再搬一次家还会带上它们，它们是家的一部分。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禾，那个院角垛着草，中间停着车，柱子上拴着牛和驴。在我们心中一个完整的家院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多个冬天，那些柴禾埋在深雪里，尽管从没人去动它们，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禾，我们在心里需要它们，它让我们放心地度过一个个寒冬。

    ⑤那堆梭梭柴就这样在院墙根呆了二十年，没有谁去管过它们。有一年扩菜地，往墙角移过一次，比以前轻多了，扔过去便断成几截，颜色也由原来的铁青变成灰黑。另一年一棵葫芦秧爬到柴堆上，肥大的叶子几乎把柴禾全遮盖住，那该是它们最凉爽的一个夏季了，秋天我们为摘一棵大葫芦走到这个墙角，葫芦卡在横七竖八的柴堆中，搬移柴禾时我又一次感觉到它们腐朽的程度，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动过。在那个墙角里它们独自过了许多年，静悄悄地自己朽掉了。

    ⑥最后，它们变成一堆灰时，我可以说，我们没有烧它，它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我们一直看着它变成了这样。从第一滴雨落到它们身上、第一层青皮在风中开裂我们就看见了。它根部的茬头朽掉，像土一样脱落在地时我们看见了。深处的木质开始发黑时我们看见了，全都看见了。

    ⑦当我死的时候，人们一样可以坦然地说，他是自己死掉的。墙说，我们只为他挡风御寒，从没堵他的路。坑说，我没陷害他，每次他都绕过去。风说，他的背不是我刮弯的。他的脸不是我吹旧的。眼睛不是我吹瞎的。雨说，我只淋湿他的头发和衣服，他的心是干燥的，雨下不到他心里。土说，我们埋不住这个人，梦中他飞得比所有尘土都高。

    ⑧可是，我不会说。没谁听见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说。

    ⑨我一样没听见一堆成灰的梭梭柴，最后说了什么。

（有删改）

【注】梭梭：一种灌木或小乔木。

镜中人

杨绛

    镜中人，相当于情人眼里的意中人。

    谁不爱自己？谁不把自己当作最知心的人？谁不体贴自己、谅解自己？所以一个人对镜自照时看到的自己，不必犯“自恋癖”，也往往比情人眼里的意中人还中意。情人的眼睛是瞎的，本人的眼睛更瞎。我们照镜子，能看见自己的真相吗？

    我屋里有三面镜子，方向不同，光照不同，照出的容貌也不同。一面镜子最奉承我，一面镜子最刻毒，还有一面最老实。我对奉承我的镜子说：“别哄我，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垃丁下看美人，一霎时，我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却不是我的真相。”我对最刻毒的镜子说：“我也未必那么丑，这是光线对我不利，才显得那么难看，我不信我就是这副模样。”最老实的镜子，我最相信，觉得自己就是镜子里的人。其实，我哪就是呢！

    假如我的脸是歪的，天天照，看惯了，就不觉得歪。假如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看惯了，也不觉得了。好比老伴儿或老朋友，对我的缺点习惯了，就视而不见了。我有时候也照照那面奉承我的镜子，聊以自慰；也照照那面最刻毒的镜子，注意自我修饰。我自以为颇有自知之明了，其实远没有。何以见得呢？

    我曾用过一个很丑的老妈子，姓郭。钱钟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她第一次来我家，我吓得赶忙躲开了。她丑得太可怕了：梭子脸，中间宽，两头窄，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尖鼻子，一双肿泡眼；麻皮，皮色是刚脱了痂的嫩肉色；嘴唇厚而红润，也许因为有些紧张，还吐着半个舌尖；清汤挂面式的头发，很长，才死得光光润润，水淋淋地贴在面颊两狈，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她是小脚，一步一扭，手肘也随着脚步前伸。

    从前的老妈子和现在的“阿姨”不同。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偷钱偷东西是不行的，可是买菜揩油是照例规矩，称“篮口”。如果这家买菜多，那就是油水多，“篮口”好。我当家不精明，半斤肉她扌艮一斤，我也不知道。买鱼我只知死鱼、活鱼，却不知是什么鱼。所以郭妈的“篮口”不错，一个月的“篮口”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做，我也答应了。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要加工钱，给我脸色瞧。如果我视而不见，她就摔碟子、摔碗，嘟嘟«o我给的工钱总是偏高的。我加了工钱嘱她别说出去，她口中答应却立即传开了，然后对我说，家家都涨，不只我一家。她不保密，我怕牵累别人家就不敢加，所以常得看她的脸色。

    她的审美眼光却高得很，不顺眼的，好比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一次，她对我形容某高干夫人：“一双烂桃眼，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鼻子，一双小脚，走路扭搭扭搭……”我惊奇地看着她，心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会理发。我自己进城做个电烫，然后自己做头发，就可以一年半载不进城。可我忽然发现郭妈的“清汤挂面”发式，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儿了。这使我很惊奇。一次我参加宴会遇见白杨^①。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笑说：“我正要问你呢，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们各自讲了方法，原来她是末一梳往里，我是往外梳。第二天我换了白杨的发式，忽见郭妈也同样把头发往里卷，我不免暗笑“婢学夫人”，可是我再一想，郭妈是“婢学夫人”，我岂不是“夫人学明星”？

    郭妈来我家不久，钟书借调到城里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住宿，家里只我一人。如果我病了，起不了床，郭妈定不来问一声病，或来看我一眼。一次，她病倒了，我自己煮了粥，盛了一碗端到她床前。她惊奇得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从此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心上事都和我讲了。

    她掏出贴身口袋里一封磨得快烂的信给我看，原来是她丈夫给她的休书。她丈夫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她有个儿子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到过我家几次，相貌不错。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是郭妈娘家给出的。郭妈捎去丈夫末一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丈夫的休书。休书上那虚伪肉麻的劲儿，真叫人受不了，我读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位丈夫想必是看到郭妈丑得可怕，吃惊不小，结婚一两个星期后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郭妈的儿子和父亲有来往，也和那个小他一两个月的弟弟来往。郭妈每月给儿子寄钱，每次都是她工钱的两倍。这儿子的信，和他父亲的休书一样肉麻。我最受不了的事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为郭妈读信并回信。她感谢我给她喝粥汤，我怜她丑得吓走了丈夫，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微薄的。她太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辞她；她就哭，又请人求情，我又不忍了。因此她在我家做了十一年。

    奇怪的是，每天看她对镜理妆的时候，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她身材不错，虽然是小脚，在有些男人的眼里，可说是袅娜风流。眼泡也不觉得肿了，脸也不麻了，嘴唇也不厚了，梭子脸也平正了。

    她每次给我做了衣服，我总额外给她报酬。我不穿的大衣等，还很新，我都给了她。她修改改，衣服绸里绸面，大衣也称身。十一年后，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看中了她，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他对我说：“你家的保姆，很讲究呀！”幸亏郭妈只是帮我搬家，我已辞退了她，未促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

    我就想到了“镜中人”和“意中人”的相似和不同。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眼里的“意中人” o她和我的不同，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注】①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原名杨成芳，原籍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女演员。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路灯和我们的街

（土耳其）阿古兹·涅辛

    我们街上的邻居对于四年举行一次的参议员选举觉得很不理解，而且怨声载道。您别以为我们有自己的参议员，能替我们做主，哪有这样的好事？……也别以为我们能从自己街坊里选出一个参议员。那是白日做梦！参议员们根本不到我们这条街上来，要是真有一位信步走来了，那么他一定出不去。汽车从来不从我们这条街经过，电车不通，大车也不来，就连骡子也过不去。

    您可别一高兴就路过我们的街——保管连您的怀表也会停住。一个文明人在这个大城市里见到这样的街道，他的大脑准会出现故障。

    可是我们却整天在这条骡子也过不去的街上来来往往。大姑娘们拖着木屐吧嗒吧嗒地走着，光脚丫的孩子们在噼啪噼啪地瞎闹。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上，能不走这条路吗？

    可是我们街上的居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管起国家大事来了！他们居然不满意四年选举一次！

     “哎，你们都是什么人哪？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吗？你们懂得参议员是怎样的人吗？”我这样劝解他们、可是白费劲。他们哪能懂得这些？他们自作聪明，而且根本不想明白一点道理。这也难怪：他们每天来往的这条街道是连骡子也过不去的呢。

     “那好吧，既然不赞成四年选举一次，那么八年选举一次怎么样？”我对他们说。

     “不，选举次数要多些！”他们回答说。

     “两年选举一次吗？”

     “不，老兄！要每天晚上天一黑就来一次选举。”

     “哎——敢情是咱们的街坊都疯了。”我叹了一口气。

    我们这条街也真怪，每个居民都欠着一身债。这里房东在撵房客，那里的债主把门捶得震天响。门板上横七竖八地刻满了道道儿，因此送牛奶的，卖水的和面包铺掌柜的都没法再用小刀或铅笔在上面做记号了，小商贩在主顾家的门上用刀或铅笔画道，作为欠账未付之记号。我们天还没亮就起身，然后一直到中午都在为生活而奋斗：又是还债啦，又是收账啦，闹得不亦乐乎．从中午到第三次祷告，是母亲揍孩子的时间，过了这段时间直到天黑，就是孩子你打我、我打你的时间了。在一片搬嘴弄舌、说长道短的气氛中，夹杂着煎大葱的气味。在这个时候，妇女们也不忘彼此相骂。而从晚上一直到天亮，她们就一直和自己的男人吵架。

    据说咱们这个地球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街上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总之一句话：我们街上的居民被这些所有使人忧伤、悲伤、烦恼的事弄得疯疯癫癫了。

     “我说各位街坊，像选举这样的大事能每夜来一次吗？”我想说服他们。

    不料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这里面另有文章。我们街角上有一座路灯。不瞒您说，这座路灯是有名无实的：它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灯罩，也没有灯头，一句话——凡是路灯所应该有的一切玩意儿它一概没有，有的只是一根铁柱，可是我们已习惯叫它路灯了。

    我们街上的居民早就忘记了路灯应该照耀街道这样一条真理，这根铁柱子光秃秃地竖立在街角，就好像一种装饰品、可是它倒能使孩子们解闷开心。他们走在铁柱周围转来转去，一看见乌鸦落在铁柱顶上，就拿弹弓射它们、

    这座路灯是谁装的呢？是一位什么大慈善家？慈善团体吗？国家吗？政府吗？市政府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为了什么？管这些干什么，我们只听年逾古稀、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说过。

    这座路灯只在当年雷莎德苏丹登位的时候亮过一次，后来公布宪法的时候，它还点过一两夜。至于它在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有没有点过，至今还是一份疑案。有的人说点过，有的人却说没点过，

    现在言归正传，且听我们的街坊对路灯和选举的关系如何解释。一位老大爷心直口快地说：“您记得不久以前的那次选举吗？在选举的那天，给咱们的路灯安上了灯罩、玻璃、灯头，当天晚上就点上了煤气。咱们这条街顿时热闹起来了！可是一过了那夜，直到如今，路灯都没有亮过。”

    感谢上帝，这下子我总算明白过来了。我懂得了我们这条街上的居民为什么希望每天晚上天一黑就进行选举——因为一选举我们的路灯就亮。说实在的，我是同意他们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