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鲈婆阿三

丰子恺

    ①歪鲈婆阿三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只因他的嘴巴像鲈鱼的嘴巴，又有些歪，因以为号也。他是我家贴邻王囡囡豆腐店里的司务。每天穿着褴褛的衣服，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人们简称他为“阿三”。阿三独身无家。

    ②那时盛行彩票，又名白鸽票。例如印制三万张彩票，每张一元。每张分十条，每条一角。每张每条都有号码，从一到三万。把这三万张彩票分发全国通都大邑。卖完时可得三万元。于是选定一个日子，在上海某剧场当众开彩。开彩的方法，是用一个大球，摆在舞台中央，三四个人都穿紧身短衣，袖口用带扎住，表示不得作弊。然后把十个骰子放进大球的洞内，把大球摇转来。摇了一会，大球里落出一只骰子来，就把这骰子上的数字公布出来。这便是头彩的号码的第一个数字。台下的观众连忙看自己所买的彩票，如果第一个数字与此相符，就有一线中头彩的希望。笑声、叹声、叫声，充满了剧场。这样地表演了五次，头彩的五个数字完全出现了。五个数字完全对的，是头彩，得五千元；四个数字对的，是二彩，得四千元；三个数字对的，是三彩，得三千元……因为买一张的人是少数，普通都只买一条，一角钱，牺牲了也有限。这一角钱往往像白鸽一样一去不回，所以又称为“白鸽票”。

    ③只有我们的歪鲈婆阿三，出一角钱买一条彩票，竟中了头彩。事情是这样：发卖彩票时，我们镇上有许多商店担任代售。这些商店门口都贴一张红纸，上写“头彩在此”四个字。有一天，歪鲈婆阿三走到一家糕饼店门口，店员对他说：“阿三！头彩在此！买一张去吧。”对面咸鲞店里的小麻子对阿三说：“阿三，我这一条让给你吧。我这一角洋钱情愿买香烟吃。”小麻子便取了阿三的一角洋钱，把一条彩票塞在他手里了。阿三将彩票夹在破毡帽的帽圈里，走了。

    ④大年夜前几天，大家准备过年的时候，上海传来消息，白鸽票开彩了。歪鲈婆阿三的一条，正中头彩。他立刻到手了五百块大洋，（那时米价每担二元半，五百元等于二百担米。）变成了一个富翁。A咸鲞店里的小麻子听到了这消息，用手在自己的麻脸上重重地打了三下，骂了几声“穷鬼！”歪鲈婆阿三没有家，此时立刻有人来要他去“招亲”了。这便是镇上有名的交际花俞秀英。俞秀英年约二十余岁，一张鹅蛋脸生得白嫩。她结交的客人全都是有钱的公子哥儿，豆腐司务是轮不到的，但此时阿三忽然被看中了。俞秀英立刻在她家里雇起四个裁缝司务来，替阿三做花缎袍子和马褂。限定年初一要穿。四个裁缝司务日夜动工，工钱加倍。

    ⑤到了年初一，歪鲈婆阿三穿了一身花缎皮袍皮褂，卷起了衣袖，在街上东来西去，大吃大喝，滥赌滥用。几个穷汉追随他，问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有的人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他的赏赐更丰。那天我也上街，看到这情况，回来告诉我母亲。正好豆腐店的主妇定四娘娘在我家闲谈。母亲对定四娘娘说：“B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

    ⑥果然，到了正月底边，歪鲈婆阿三又穿着原来的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只是一个崭新的皮帽子还戴在头上。

    ⑦把作司务钟老七衔着一支旱烟筒，对阿三笑着说：“五百元大洋！正好开爿小店，讨个老婆，成家立业。现在哪里去了？这真叫做没淘剩^①！”阿三管自包豆腐干，如同不听见一样。

    ⑧我现在想想，阿三这人真明达！他可给千古的人们作借鉴。

（有删改）

【注】：①没淘剩：吴方言，没有出息的意思。

卖琴

【加拿大】费力克斯·勒克莱尔

    雨天，男人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疲惫，不时左顾右盼。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把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看，说：“是我做的，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老人又摸了摸琴：“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

    “我需要钱。”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电台的工作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是风湿病。”

    当他说话时，老人几次犹豫后将左手放在了琴盒上。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他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面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我家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那时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需要在晚饭后出门，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在学琴的路上，我裹着一张毛毯，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

    “我演奏了《回忆》，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

    “有一个男人，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一位牧师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续说道：“夜深了，我从学校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制琴师接着说道，“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在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又回到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夏日里的最后一趟班车

符浩勇

    夏日的黄昏，西斜的日头仍不肯减弱炽烈灼人的威力，贪婪地俯视着金黄的田野。李茂的粗布汗衫已被汗水湿透，贴在他单薄的身上，裤袋里那只借来的小灵通又响起短信息铃声。他真想停下手中的镰刀，直起身子歇息一会儿，看看小灵通里传来什么信息。

    其实，他知道，小灵通里一定是城里的朋友发来的有关民办教师转正的信息。他读完高中，就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八年后转为民办教师，山里人简称民师。二十多年过去，期间每隔三年，县里都组织人员来山里小学听课，考察民师的教学质量，优中选优，推荐转正。尽管每次他都被推荐填写申请表，可最后批下来的却总是别人。听说，今年是最后一次民师转正了，赶不上这趟班车，就别想再找到座位了。但是，他身后“嚓嚓”的割稻声追了上来，妻子在后面说：“天不早了，赶紧些，割完这一畦，明天就结束得早些，你还可以赶回学校去。”

    他顾不得腰酸腿痛，掏出小灵通匆匆看过信息，知道明天县教育局就敲定民办教师转正名单，朋友说他凭硬件是最有希望的。他心中不由掠过一阵喜悦，手里的镰刀也快多了。

    这时，隔河那边的田野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收工吧，别累坏了身子，明天再割。我再请几个小工，一天割完。”喊话的是王详堂。他在小学当教师没几年，就称病转行，后又开商店。如今手头松了，每逢收割季节，总是请人来帮忙。

    他生怕妻子听见后生出埋怨，妻子却已经甩过话来：“你看人家王详堂，早下海经商，农家活都不用自己忙。这次，如不能转正，你就乖乖回来帮我干活！”

    为缓和气氛，他赔着笑脸说：“你说离开学校，离开孩子，我还能干什么？人各有志嘛！都说我这回一定会民师转正。”

    “你离不开学校？学校都放农忙假了，可你班上李记那帮学生，也不见谁来帮你一把。”妻子唠叨着挖苦他。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好像受了侮辱，陡生怒气，可看到妻子黑瘦的脸，看到前面待割的那片田，心一软，愤怒又咽下去了。

    回到家里，天已黑透，他掏出小灵通再看信息内容。其实在田头时他不止一次看过城里朋友发来的信息：最后一趟民师转正明天就可确定，但竞争非常激烈，如可能，今晚进城来疏通关系，以防万一。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吃过饭，他给城里的朋友回了信息：听天由命吧，吉人自有天相。

    妻子对他说：“听说，你班上李记他们家里已收割完了，你是他们的老师，你去请他们，要是他们肯来帮忙，明天一个上午就可割完 。”他听后犹豫了：李记他们是毕业班学生，平日功课紧，放假又帮家里忙，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怎可又烦扰他们？但一想到妻子明天又要在烈日下蒸烤一天，而时令也不等人，他便硬着头皮走出家门。

    刚走近李记家，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王详堂的嗓门：“明天，你让孩子们来帮我，有酒有肉，一天每人20元。”下面的话他没听完就拔腿回家了。

    次日，天刚蒙蒙亮。李茂和妻子拖着疲惫来到田头，却见薄雾中十多个人头在稻穗中起伏，他走上去：“李记，你们怎么来了？王老师不是请你们了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我们不稀罕他的钱，我们在放假前早约好了，等家里收割完就一起过来帮忙……”

    妻子显然被孩子们的言语感动，她对李茂说：“你招呼孩子们收割，我回家张罗饭菜，你们师生今天叙叙情。”孩子们却婉言拒绝了。李茂很生气，说：“你们瞧不起老师了，老师再穷，也请得起一顿饭。”没想到，李记颤抖着声音说：“我们不嫌老师穷。要是你像王详堂一样去经商，也早富了，但谁来教我们啊?……”他听罢竟一时语塞，心想，这回如果民师转正了，他会潜心一辈子陪伴山里的孩子。

    正午时分，稻子终于割完了，李茂的心里充满收获的喜悦，他同孩子们约好明天就回学校去。孩子们走远，他又接到城里朋友的电话：最后一次转正名单已确定，可惜他落选了。本来会议上对他是有争论的，都说像他这样的条件，早些年就应该转正了，可现在，他的年龄早过了规定年限……

    他听着愣住了，这让他怎么对妻子和孩子们说呢？朋友在电话那头还在说：“最大的遗憾是，这一次没能转正的民师将被清退，离开教师队伍……”他听不清后面的话，脑海里却浮现出一个恍惚的画面：一辆破旧的班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手里却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过期车票……

去乌镇，看望木心先生

李娟

    初夏的乌镇，烟雨迷离，还有阵阵凉意。踏上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去看望木心先生。

    十三岁的木心，就在枕水而居的院落，听着乌篷船吱呀的摇橹声，几乎读完了手头所有的书。白发如霜的时候，他回来了，叶落归根，像少年时一样，住在古朴的小院里。品一杯龙井茶，尝一块定胜糕，和学生们谈文学和艺术，看水边的桃花开了，听三月间的春雨声和杜鹃鸣。

    他二十二岁时，拒绝了杭州一家学校任教的聘书，雇人挑了一担书和画画的工具，上莫干山读书、画画去了。他不要常人安逸、温暖、舒适的生活，青春年少的他，早已决定要和艺术相伴一生，为艺术甘愿忍受冷清和寂寞。

    如今，他的著作静静地站在书柜里，我用目光一次次抚摸过它们，拂过他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横亘在岁月深处，坚如磐石。

    如果说，文化是有脉络的，他仿佛一位习武之人，三言两语就打通中西文化的脉络。他学贯中西，中外文化信手拈来，融会贯通。木心从不仰望大师，也不是学院派，不说教，不迟疑，斩钉截铁，内心却如万马奔腾。他的语言如一幅素描，简洁明了，从容舒展，字字如金，耐人寻味，又如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平视那些文学巨匠，平视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平视一切大家，解读他们不寻常的人生。

    乌镇西栅木心美术馆前墙上他在纽约的一张照片，中年的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手里一根手杖，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目光如炬，清俊潇洒，儒雅坚毅，脸上棱角分明，宛如一幅版画。他仿佛一位民国文人，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站在我的面前。

    我站在他的画前，一弯晓月挂在夜空，群山默默，寂静无言，连月亮的光芒都是清冷的。他的画如此空灵、缥缈，有云烟苍茫之感。这是画吗？还是历史的云烟一不小心流淌在画布上？他的画，仿佛他自己的内心，灵性、洁净，却无比悲伤和苍凉。

    在美术馆中看见他在狱中的手稿。“文革”期间，他数次被捕入狱，三根手指惨遭折断。有一次，他被关进积水的防空洞里，那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如同地狱。他把写检查材料的纸张悄悄节省下来，写满他的小说和散文。

    我低下头静静看着陈列柜中的手稿，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字如小米粒大小，写在粗糙的纸上。那穿越半个世纪的手稿，经过岁月侵蚀，纸张发黄变脆，字迹已经模糊，每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了，不留天地。这些手稿有六十六张，共计六十五万字。

    我站在一张张手稿面前，忍不住泪水盈眶。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带给一位艺术家多少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痛？是这些小米粒一样的文字，支撑他走过那些屈辱苦难的岁月。也是这些文字，给予他暗淡的生命一点点幽微的光亮。

    看着这些手稿，我恍然想起画家梵·高的《星空》，梵·高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只有一扇小小的铁窗，能让他看见外面世界的朝阳和霞光，也是那一扇小窗，让他看见湛蓝的夜空中满天的繁星，正因如此，他才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星空》。

    文学是什么？我问自己，也问镜框里的木心。他回答：是星辰！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总有几颗璀璨的星辰闪亮着，照亮着人们日渐蒙尘的眼睛和心灵。我听他轻声吟诵：你终于闪耀着了么？在我旅途的终点。

    电视中播放着他的录像，他坐在老屋里，谈笑风生，语声朗朗。他说话时声音不大，但是一出口就有惊世之语，醍醐灌顶，如大雪天忽然遇见太阳。

    我喜欢他的诗歌和短句，那么干净而热烈，率真而明亮，睿智和风趣。他说：艺术是最好的梦。世上有多少墙壁呀，我曾到处碰壁，可是至今也没画出我的伟大壁画。

    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要是听不到快乐，眼睛可以。

    他喜欢画家梵·高，木心的诗：“凡·高在博物馆，我在路上走。”这是一九八三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特展《梵·高在阿尔》，木心看画展后，写成此诗。第二年，木心在哈佛大学举办个人画展，二零零一年他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画展。这距离他19岁第一次在杭州举办画展，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木心先生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孤独漂泊，孑然一身，无妻无子。他只和文学、绘画、音乐、艺术在一起，和世间的一切的美相濡以沫，相携到老。

    他说：“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平时，画沉睡着，有善意的人注视着它时，醒了。”

    醒着的不仅仅是木心的画，还有他的灵魂。

    细雨如丝，思绪如雨。

（选自《2016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

    9月19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五位作家获得了这一殊荣，他们分别是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和刘震云。

    记者：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刘震云：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出版人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记者：但心情不一样。

    刘震云：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够好。

    记者：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刘震云：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它评不上，我只是觉得它评不上的话，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看法，我跟它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它是好的。你比如讲《-句顶一万句》，没评土茅盾文学奖，它会减色很多吗？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的是杨百顺从故乡“出走”的过程，下部“回延津记”讲的是牛爱国从异地“还乡”的过程。通过“出走”与“还乡”，《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但这部作品的名字却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记者：为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一句顶一万句”这个说法不是从我开始的，2000多年前有人说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晨我得到一句有见识的话，我晚上死都可以，孔子这个话是很讲究的，他不说朝闻道朝死可矣，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明明白白活一天，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天顶一万天。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

    记者：会是什么？

    刘震云：《一天顶一万天》。

    记者：我不知道对您而言现在是否是你文学作品上的一个巅峰？

    刘震云：不是吧，我觉得我的写作刚刚开始。为什么说刚刚开始呢？是由写作者变成倾听者的刚刚的开始。

    从写作者到倾听者，是刘震云在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时的最大感悟。作为一个倾听者，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将每一个人物的话都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另一部与说话有关的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因为职业的关系，严守一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但在这部书的封底，却写着这样一行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记者：似乎说话的这个关键词还是在您的作品中延续？

    刘震云：当然，我觉得，说话是重要，说什么样的话，谁在说话，是作者在说话，还是书里的人物突然自己想说话，而这个话别人没说过。我觉得这个是靠作家的想象力抵达不了的，而是人物自己。我觉得，他突然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情绪和心灵的出口，所以当严守一的奶奶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他应该怎么表述呢？严守一像他6、7岁一样，拿着一个手电，一个人又到村口的同样的土岗上往天上写了一个字，奶，想你。我突然觉着的话，往天上写字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地想跟严守一坐在一起聊天。可能他在说，我在倾听，够了。当你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你的写作也变得无比的自由，接着就有了《一句顶一万句》。

    记者：但很多人也会说，这些书中的人物也是你作家创造出来的。

    刘震云：你是创造出来了这么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创造是怎来的，过去的话，可能是刘震云让谁来的，现在的话是你们两个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去我们河南汴梁的理论，我也出发了，我出发的同时，可能书里的人物也早就出发了，然后在一个黄河边上，大柳树下，我们遇到了，我说你去哪，去汴梁，你呢，也去汴梁，抽起烟来，特别对劲，说咱俩一块走吧。

    记者：只是个同路者。

    刘震云：是个同路者，是你的朋友。这样的写作状态是不是更水乳交融一些，情感上，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解放。

    记者：哪方面的解放？

    刘震云：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记者：我现在就很解放，很自由。

    刘震云：好的主持人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而不是最好的提问者。

（摘编自《面对面·刘震云文学之路》，有删改）

长波

陆颖墨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长波台刚要开工建设，援建的苏联专家就撤回国了。之前，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潜艇是依靠苏联的长波台，所以说，不管多艰难，中国人也要把自己的长波台建起来。海军迅速抽调力量组建了一个指挥部，一时，荒凉的海滩热闹起来，除了两个工兵团，还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全海军挑出的宝贝疙瘩。当时大家奇怪的只是，上级派来的一把手霍总却是一位只在长征路上才开始识字的大老粗。

    霍总在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很多，如过草地时，他七天七夜不吃饭，居然没有饿得晕倒，出了草地，还能马上投入战斗，空腹空手夺来两支步枪；再比如，百团大战中，他能单身爬入炮楼，用一颗土制手榴弹让七个鬼子都举了双手……

    刚来那几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仰视着霍总，他在指挥部的地位也无人可比。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霍总的文化水平，最明显的标志是经常说错别字。知识分子的嘴巴比一般的军人要活跃，渐渐议论就多了，霍总这样的文化水平能不能当好这个总指挥，确实叫好多人捏把汗。

    开工誓师大会是在海边的一片沙滩上举行的，两千多名官兵都坐着小马扎，黑压压的一片。大会开始前，全场起立，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大家唱得都很豪迈，也很激动。指挥部参谋长宣布开会后，霍总开始讲话。他一张嘴，就让全场振奋起来。台下的人都挺身坐得笔直，好像长高了一截。

    他说：“现在有人坑我们一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全国人民就会睡不着觉。我们能让人民睡不着觉吗？”说着站起来用右臂猛地一挥。

    台下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不能”！一时间，整个海滩让一股豪迈之气震撼，仿佛潮水也退了一大截。这时，霍总又是人们传说中的霍总了。他喝口水，坐下来，拿出准备好的稿子，开始部署任务。

    他刚念到第二节，就出了个错别字。当时全场还沉浸在豪迈的气氛里，没有什么反应。等他念到那些专业名词时，那些知识分子竖起耳朵，拿着笔记本用心记录时，出错的频率一下子增多了，有时一句话中会念错两三个字。

    台下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霍总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地停下来，看了看台下。由于他的目光，台下暂时又安静了。可他刚开口念了一会儿，又嗡嗡地议论起来。他忽然觉察到什么，右手翻开下页时，翻了两次才翻过去。但他还是稳得住，清清嗓子又接着念了下去。下面记笔记的由于许多次听不明白，只好停下手中的笔，一个个满脸迷茫。突然，他再一次念到了“频率”俩字，念的是“步卒”，终于有人听明白了，前排有个调皮的开发了艺术细胞，说了句“我们不是步兵是海军”，周边上的几个人忍不住“哧哧”笑了起来。霍总自然听到了，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是个直性子，突然把手中稿子朝前面用力一摔，大声说“写的什么破玩意儿，没法念”。全场惊呆了。

    稿子散了一地，让风吹得满地跑。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带着几个兵费了好大的劲，才一张张捉了回来。参谋长满头大汗地把稿子理好，用目光请示霍总。这时的霍总喘着粗气谁也不理，用手撑着脑门，满脸涨得通红。参谋长咳了一下，对台下说：“我先做个自我批评。这稿子是我带人准备的，昨天晚上搞得匆忙了些。字体比较潦草，笔误也比较多。霍总年龄大了，眼睛老花，念起来不方便。现在由我来替首长念完。”然后，参谋长就念了起来。霍总还是保持那个姿势，一直到参谋长念完。参谋长收起稿子，请示霍总：“是不是散会？”霍总看了他一眼，突然说：“我说几句，刚才参谋长有几句话讲得不对。”参谋长一下子紧张了，在场的人也都紧张了。霍总从参谋长面前把稿子又拿过去，然后面对台下举起来：“哪有什么笔误？哪有什么潦草？大家都看看，这稿子写得很好，字体也很工整。”

    霍总缓了口气：“同样的稿子，为什么我念不下去，而参谋长念得好好的呢？你们说。”这时候，自然没有人会站起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很简单，就因为参谋长上过高中，有文化；而我小学都没上过，没文化。这下好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了吧。”他停了一下，又说，“在座的，文化程度有高的，也有低的。我想啊，这长波台咱中国人没搞过，文化程度不论高低，都要拿镜子照自己身上的不足。低的自然要学。为了让别人不笑话我们，为了让人民能睡得着觉，高的也要学。从今天开始，我带头学，因为你们的文化都比我高，都是我的老师。”

    全场起立，自发地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选自《海军往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