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他进门时我只有五个月大。对“父亲”的记忆，别说我，就连比我大两岁的三哥、大五岁的二哥，都说记忆里只有他。

      他在离我家不远的钢厂上班。外乡人，矮小，黑瘦，长得倒很筋骨。

      记忆里，他一下班，随便吃点，就到街口摆摊﹣﹣﹣修自行车捎带配钥匙。我呢，一直在旁边玩。没活干时，他就笑眯眯地瞅着我，那目光就柔柔软软地撒了我一身。有时，他会喊，妮儿，甜一下去。我就欢快地跑向他，从那油腻腻的大手掌里捏起五分钱，买几颗水果糖。一剥开糖纸，我会举到他的嘴边，让他先舔一口，也甜甜。他会用干净点的手背噌一下我的小脸蛋，说，爸不吃，妮儿吃。妮儿嘴里甜了，爸就心里甜了。天黑了，准备回家了。不用他说，我就爬上小推车，不歇气地连声喊着“回家喽﹣﹣﹣”“回家喽﹣﹣﹣”。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街口摆摊修自行车。

      他还能修理各种电器，巷子里的人经常跑到家里麻烦他。我有时就纳闷，问他，我真想不出，你还有啥不会的？他就笑了，说，爸是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

      他对自己啥都不讲究，啥都是凑合。母亲常常说起他每月工资一个子不留地交给自己的事，说时总是撩起衣襟抹眼泪。母亲说，人家男人都吸烟喝酒，他咋能不眼馋？还不是咱娘五个拖累大，得攒钱。母亲也常在我们面前唠叨，说你们呀，要是对他不好，就是造孽。妈一个妇道人家，咋能养活得了四个娃娃？早都饿成皮包骨头贴到南墙上了！

      在家里，母亲很敬重他。他蹲在哪儿，饭桌就放到哪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的屁股下面塞个小凳子，哥哥们立马就围了过去。母亲边给他夹菜边说，你是当家的，得吃好。他又笑着夹给我们，“叫娃们吃，娃们长身体，要吃好”。

      他几乎一年四季都是那蓝色厂服。母亲要给他做身新衣服时，他总说，都老皮老脸了，还讲究啥？给娃们做。

      “百能百巧，破裤子烂袄。”街坊嘲笑他，只知道挣钱舍不得花钱。“再能顶个屁，还不就是人家的长工么？”熟识的人讥讽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卖命地干。

      流言风语咋能传不进他的耳朵？好几次，母亲没话找话想宽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没事，手底下的活都做不完，哪有闲功夫生气？他不是脾气好，是压根就没脾气。

      邻里街坊说话不饶他倒也罢了。可爷爷奶奶大伯叔叔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上门的，在本家的大小事上都不给他好脸色看，这就没道理了。可他，见谁都是乐呵呵的，才不理会别人紧绷着的脸。母亲为此很生气，说这一摊孤儿寡母不是你，日子能过去？凭啥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断了，断了，不来往了！

      他倒劝起母亲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都是一家人，计较啥？

      他是在我出嫁后的第二年走的，前一周还给我说自己身子骨硬朗着哩，家孙抱完了，就等着抱外孙哩。那天，他正补着车胎，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难过得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的记忆里竟然没有他衰老的过程，只有他不断劳作的身影！

      爸，皱纹何时如蛛1般吞没了您？

      爸，牙床何时开始松动以至于嚼不动他特喜欢吃的茴香味儿的干馍片？

      爸，胃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时，想到过叫醒我们唠唠嗑来打发疼痛吗？……

      倘若您病在床上，我们服侍了些日子，心里或许会好受些。可是，可是爱一直是单向流淌啊，我们究竟关心过您多少啊？！

      我没有生父的丝毫记忆，我记忆里的父亲就是他，也只有他。听母亲说，连大我七岁的大哥，在他进门后不久，也再也没说起过生父。在我们兄妹记忆里的父亲，就是他，也只有他。

人不是被“制化”的

蒋勋

    我们是否能慢下来去欣赏大自然丰富的颜色？我说的颜色不是画画的颜色，而是树叶上的颜色，它不会只是一种绿色。一片叶子上的绿色有惊人的变化，因为阳光照下来，它厚的部分、薄的部分和透光的部分，是这么丰富。

    人很奇怪，要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譬如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一种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过这种东西？残废就是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个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并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这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是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便决定这个学生好或者不好。不要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这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之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制化”。

（2017年9月下18期《青年文摘》）

卖鱼者

唐池子

    ①搬家以后，样样都称心，除了买菜不便。市中心菜场少，偶尔遇见弄堂的小屋子里摆几只萝卜、白菜、大葱、红椒，都像脱过水似的，缺了生气、水灵气。

    ②后来，物业告诉我，成都北路有一个大菜市场。我找过去一瞧，嘿，一条三四百米的旧巷子，临街两面，卖小菜的，卖玉米面山东馒头的，卖鸡蛋鸭蛋的，卖现包馄饨、宁波汤圆、烧卖春卷的，卖肉的，卖鱼虾蟹的，卖水果的，卖炒货的……

    ③但没几个门面齐整的店，全是那种小长形的格子间，也没食品分类区，很是随意。商贩也很任性，卖力沿街对着叫卖，有的还加伴节奏，节奏都是就地取材，敲个盆击个桶啥的：“昂刺鱼一盆十五，只只活络！”“新上市的奶油草莓哎，甜蜜蜜哎，不好吃不要钱！”“老家带来的土鸡，最后几只，再想买末哒咧！”……如此种种，南腔北调，此起彼伏，只听得声浪翻涌，只见得人头攒动，只嗅得喷鼻气味，只感受到活色生香的生活就在眼前。

    ④开始到生活街买菜，每样看起来都是水灵、鲜嫩，反而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时间长了，这种混乱场面就逐渐清晰起来，因为看见的不仅是递过来的菜，更是那个递菜的人。我这才逐渐体悟到买菜的原理：买菜，挑人甚于挑菜。

    ⑤比如说买面，两家面店，为什么我偏偏绕个圈一定找“胖卷头”呢？因为有一天买栀子花，卖花大娘不会支付宝，要收现金。我只好去旁边的面店问，能不能给我兑点现金。面店老板胖得眼睛一条缝，头发腻腻地卷在头皮上，所以替他取了个外号——胖卷头。他毫不犹豫给我兑了现金，还说他也喜欢栀子花香。我本来和他不熟，这回交道心里就觉得熟了，从此买面必去“胖卷头”那儿。

    ⑥生活街最多的摊头是卖鱼虾蟹的，看上去品种、卖相、价格相差无几，关键是卖鱼者不同。最不同的是中间摊头的周春扣。

    ⑦第一次去他那买鱼，我对着他那阳春面的笑容说买黄鱼，他说你是自己吃吧，我说对，他说那买十四块的，稍微小一芽，吃口一样，没必要买二十块的。我说好吧，就买十四块的，六条。他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吓了一跳，六条怎么够吃，别人家一顿六斤都好吃。我笑着说，少了你帮我加几条吧。他就加，加了一条，接着再加一条，和他之前的麻利敏捷反差太大，好像压力很大的样子。加到第四条，他打开马甲袋看了看，还掂了掂，说，差不多了，十条，你吃得少，不能再多了。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好像必须为这顿鱼负责。我用支付宝付钱，好奇于他的名字，周春扣，“扣”字有意思。他笑答，我卖鱼给你们，要把你们的钱扣下来，否则我没饭吃了。接着他抬手碰碰自己的头呵呵一笑，说，其实是我妈要把我扣下来，怕我被大鱼吃掉了。他老婆站在他旁边，个子比他高出三片豆腐，浓眉白脸，一边剪着鱼肚肠，一边笑。我也笑。回去烧黄鱼，果真新鲜，十条鱼都吃光了。第二天又去他家买鱼。周春扣看我又来了，笑呵呵地问，今天想吃什么鱼？我就随他推荐，仍旧很好。以后我都去他家买。他的鱼摊总是围满人，买鱼要排队等的。

    ⑧周春扣两夫妻各有所长：周春扣擅于卖鱼，他那口浙东方言很配那张笑脸，和顾客打起交道来很亲切；他老婆擅于剖鱼，挽了发髻的她沉静少言，白净的脸上有一种纹丝不乱的严谨。两个人的配合好像天生的，绝对不能倒过来。

    ⑨有一天是他老婆给我挑鱼，周春扣正咔吧咔吧大口啃饼，饿坏了的样子，每一口咽下去都费着劲的样子。我说你喝口水再吃吧。他嘴巴里包满了饼渣子，哑着声音回答：“这里没水。”我看手机，九点半了，他们六点开门，现在才吃上口饼。又来了几个买鱼的，他老婆话少，不主动问询。周春扣在边啃饼边剪鱼，半天还没弄好，他老婆把他轻轻一推：“我来！”于是两人迅速对换位置，我被他老婆的手法吸引了，只见利剪飞快翻转，除刺去尾，挑背刮鳞，一会就利索索地清理好了。周春扣用衣袖一抹嘴巴，笑说：“她会的我不会！”他似乎很得意，又笑呵呵问，今天想吃什么?顾客一听他的调子，脚步又黏在他的摊位上不动了。我被他老婆的手法吸引了，只见一双利剪飞快翻转，黄鱼鲳鱼带鱼仿佛俯首垂听那双巧手的指挥和安排，除刺去尾，挑背刮鳞，一会就利索索地清理好了。卖鱼摊头前马上又恢复了正常有序、流畅生动的局面。

    ⑩有一天买鱼扫码付钱，发现支付宝的名字变成了马海珍。我问，周春扣去哪了？他呵呵直笑：“他去上学了！”大家都笑了。我看着他老婆的后背，问：“马海珍是你夫人吧？”他回答：“是滴！”这回他回答不是“是的”，而是“是滴”，那个滴是扬上去的，拖得很长。大家又笑了。他又解释：“我的手机掉了，所以用我老婆的。”他一解释，大家笑得更响了。他老婆什么也不说，仍然背对着我们，一心一意剪手里的鱼。

（本文有删改）

父亲是一盏灯

崔立

    儿子与父亲在漫无边际的森林中行走。原本，他们不该迷路。看时间差不多了，父亲说：“儿子，咱们回吧。”儿子玩得兴起，说：“爸，我想再玩一会儿。”儿子14岁，正是贪玩的年纪。直到天微微黑了，他们还是找不到来时的路。微弱的月光下，只能隐约看见自己的两只手，脚底下一片漆黑，远方也看不见一星半点的灯光。儿子害怕了。往日在电视里看到的一幕幕骇人的场景，都在眼前跳了出来。儿子想哭，说：“爸，我害怕。”父亲拍了拍儿子的肩说：“别怕，我们一会儿就走出去了。”父亲说着话，抬起头，激动地说：“快看，前面有灯光——”儿子顺着父亲说的方向看去，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父亲说：“你个子矮，当然看不真切了。”儿子其实也就比父亲差半个头的高度。但既然父亲说着见了点光，儿子心头的恐惧瞬时就淡化了。父亲在前面走，儿子在后面跟，黑乎乎的森林里，只听见两个人走路的脚步声。走了好一会儿，儿子有点累了，说：“爸，怎么还没到啊？”父亲说：“快了，你再坚持坚持，你看，前面就有灯光了。”儿子顺着父亲指的方向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继续走，父亲在前走着，儿子在后面跟着。走在前面的父亲忽然跟跄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儿子说：“爸，你怎么了？”父亲说：“没事，被绊了一下，赶紧走吧。”儿子点点头，两个人继续赶路。儿子又累又饿，但走在前面的父亲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儿子看着父亲的身影，咬咬牙，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终于，儿子也看到灯光了。一片树林里，有一间小木屋，屋里亮着灯。父亲拍打着门，门开了，暖暖的灯光亮亮的，原来是森林管理员，一个老人家。“你们是不是迷路了？快进来吧。”父亲进门时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满是汗珠。儿子看到，父亲走路一瘸一拐的，应该是那次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扭伤了脚踩。那是儿子14岁时发生的事了。

    眼下，又有一件天大的事。儿子轻信一个朋友的话，以自己的名义给他贷款好几十万元。朋友生意失败，整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还不起钱。追债的上诉到法院，结果只有两个：儿子要么还钱，要么被判刑。儿子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儿子反复说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父亲说：“儿子，别怕，总会有办法的。”“有办法！有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儿子忽然歇斯底里地朝父亲吼起来。儿子被传唤去了法院。开庭前半个小时，原告方突然说欠款已付，提出撤诉。儿子愣了半天，想，是谁帮自己付的款呢？直到走出法院，儿子看到了在门口等着的父亲，明白了。儿子问：“爸，那么多钱你是如何筹集的？”父亲说：“不管了，咱们回家。”出租车将儿子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陌生而狭小的地方。儿子明白了，父亲把他的房子卖了。儿子的声音哽咽，说：“爸……”父亲说：“别想了，一家人住这里也挺好的。”儿子突然想起了什么，说：“爸，14岁那年，我们迷路那次，你真的看到灯光了吗？”父亲没有说话，只拍了拍儿子的肩，像很多年前，在那片森林里一样。

（选自《2017中国年度小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