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 “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仍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竞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竞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两家客店      

【法】都德

在那小村的边界上有两所大客店，静立在街的两旁。

那边，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筑，尽是热闹、生动的气象。门都敞着，门前停着驿车，远客们在墙阴遮挡的大道旁酣饮。庭院里挤满了骡马和车辆，车夫在棚下躺着，等候夜间的凉气。屋里溢出狂暴的呼号和叫骂，酒杯在叮当相碰，拳头在乱击着桌子。还有一种清脆欢快的歌声超出一切喧嚣之上，震得窗户都在颤动。

这边呢，静悄悄地像是没有人住。大门前乱草丛生，窗扇都已破碎，一株脱皮的冬青树横悬在门上。进门来是一间狭长的房子，荒凉而惨淡，从三个没有帘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屋子越显得荒凉难堪；桌子上放着积满灰尘的破玻璃杯；一张黄色小榻和一张书桌，似乎都在那里打瞌睡。好多的苍蝇，聚集在天花板上，爬在窗户上。推开门，只听见一阵嘤嘤嗡嗡的翅子声。房子尽头，有一个妇人紧靠窗子站着，眼睛茫然地向外边张望。这是一个衰老的农妇，皱痕满面，容色灰暗。

“你要什么?”她擦了擦眼睛说道。“我想在这里休息，还想喝一杯酒。”她惊愕地注视着我，立着不动，像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这不是一所客店么?”

妇人长叹了一声：“就算是吧。可是，为什么你不到对面去呢?那里多热闹呵。”“我受不了热闹，我想安静的休息一会儿。”

不等她的答复，我就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看出了我说的是实话，这女店主才显出忙碌的样子。她打开门，搬过酒瓶，擦净杯子，竭力想驱散那成群的苍蝇。今天来了一位客人，显然是一件郑重的事情。这女人不时停步，手摸着头，像是因为东西不齐供应不周而觉得失望。她走进后面的屋里去，我听到她的大钥匙在摇动作响，听到她在摸索锁孔，在开面包箱，在洗拭盘子，时时传来沉痛的悲叹和掩抑的抽咽。这样过了一刻钟，我面前有了一盘葡萄干，一块干面包，石块一般硬，还有一瓶新制出来的酸酒。

“替你预备好了。”这古怪的老妇说完，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想些话来和她攀谈。

“不常有人到你这里来吧?”

“从没有一个客人，先生。比起从前真差得远了。这里本是换马的地方，还要替打猎的人们预备晚餐，终年有牛马在这里往来停留。但是，自从我们邻家的铺子开张以后，就什么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对面去，觉得这里太无趣味。实在呢，这屋子里确乎没有一点儿快乐处。我既长得不好看，一向又害着热病，我的两个小女孩也都死了。对面店里可大不同，他们终日地欢笑。有一个从阿莱来的女人——一个美貌的女人，衣上镶着好看的花边，脖子上挂着三串金珠——在看管店房。驿车上的车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车子赶到那边去。她又雇了几个轻贱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顾客的欢心?车夫们不惜绕着远道在她的门前经过，可我呢……”

她迷惘地，冷冷地说着，前额还紧紧地压着玻璃，显然是对面店里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突然间，大道那边起了一阵骚动，驿马车轧着尘灰向前移动了。鞭声在空中爆裂，跑到门外的女孩们都喊道：“再会呵!再会!”那里又发出一种洪亮的歌声，压下了别的声音，就是我刚才所听见过的。这歌声飘来，使女店主听了浑身颤抖。她回过身来对我说道：“你听见没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么?”我茫然望着她。

“什么?你是说他……?”

她脸上现出伤心的神情，但又柔声答道：“自从两个女孩死后我只是悲泣。这屋里充满了忧郁和苦痛，自然没有人肯来了。受不了这样的烦闷，我可怜的约瑟就跑到大道那边去喝酒了。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莱的女人就教他唱歌，听啊!他又在那边唱了。”

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颤抖着，泪珠从颊上滚下。

    古文距我们年代已经久远，文字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疏隔，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鉴赏的对象呢？

    “鉴赏”按照文艺学理论家的说法，其情况颇为微妙。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鉴赏总是要求对象中有可以赏玩、可以引发某种人生感想而带来一定愉悦的东西吧，而这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对象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那么，有些东西恐怕是难以“鉴赏”的。譬如“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的人们，常须写检讨或思想汇报之类，如果将它们拿给现今的年轻人看，虽然时间相隔不远，文字也容易读懂，却恐怕完全无法理解这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用说“鉴赏”了，因为读者实在难以从这里获得一点点“自我享受”。相反，有些文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却能够被理解和鉴赏。譬如《孟子》里面关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短文，写齐国某男子在外乞讨残食，回到家谎称与富贵者同餐，且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傲视自己的大老婆、小老婆。读者不一定赞同作者借这个故事论说的道理，却能够从文章对“齐人”卑琐可笑的行止的讥刺中体会到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倘若联想到现实环境中某个整日夸耀自己曾同阔人吃过一顿饭或同大人物握过一次手的角色，不免会会心一笑。这里分明是有些“自我享受”的意味了。

    那么，人的“自我享受”的基础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不符合这种特性的东西归根结蒂是无法被人接受的，其中也就不可能含有可供人们“自我享受”的因素。其实，检讨书也是古已有之的，《文选》还收有曹植的《责躬表》（与《责躬诗》一起）。尽管他“才高八斗”，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但他这种不得已的自我羞辱、自我贬损，显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立物，因而这样的作品仍然使人讨厌。至于文章能够让人喜爱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提供给人们由鉴赏而获得的“自我享受”丰富到何种程度。前人的文字展开了一个空间，阅读与鉴赏的过程，既是对这一空间中所蕴涵的精神内容的体会，亦是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验证。而且，由于历史不可重复，某些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审美形式、审美经验只能从前代遗籍中获得。换言之，优秀的古代文篇，具有扩展和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排列于时间流程上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篇中，我们又看到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及具体个人遭遇下的生活情景与人生向往，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喜怒哀乐、恩仇好恶，它们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情、艺术趣味的逐步接近，这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通过对古文的阅读和鉴赏，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并在文章写作、语词运用方面获得某些益处，这道理比较简单，就不想多说了。

（节选自章培恒《中国古代散文》）

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拔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②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词这种文体也走过一条从发生、发展到衰亡的道路。

    ②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________________”的别名，则强调词的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③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文中“曲子”即指燕乐。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即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

    ⑥两宋商业发达，使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有了碰撞交融的机会。北宋柳永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馆之中，与下层市井细民接触频繁，他的词不同于与他大约同时的晏殊与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就因为柳词明显带有两种文化互融的痕迹。柳永作品中的一些较为俚俗的词作，市井味道就相当浓厚。因而也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从而有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普及。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时代的要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拥有责任感并承担责任，最终将其作用于新时代也是时代对我们每个人提出的要求。

    责任，在哲学的意义层面上，其最根本的涵义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就有责任。如果要对责任进行选择，也总是必须在自身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其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责任才会产生。

    所以说，哲学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体现。抛开哲学层面的意义，在人类的发展中，责任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0月1日，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免疫学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以及发现了刹车分子方面的突出贡献。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有着一种对社会和科学的责任感，才使得现代医学得以发展。

    而在当今时代，责任也经常被拿出来与时代相结合。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责任与担当不只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责任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社会背景和大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一份力！

（节选自曾繁永《浅谈责任的哲学与时代意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