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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陆行中学2018-2019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3月份阶段性测试试卷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词这种文体也走过一条从发生、发展到衰亡的道路。

    ②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________________”的别名,则强调词的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③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文中“曲子”即指燕乐。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即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

    ⑥两宋商业发达,使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有了碰撞交融的机会。北宋柳永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馆之中,与下层市井细民接触频繁,他的词不同于与他大约同时的晏殊与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就因为柳词明显带有两种文化互融的痕迹。柳永作品中的一些较为俚俗的词作,市井味道就相当浓厚。因而也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从而有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普及。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

(1)、在第②段划线处填空:至于“”的別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
(2)、结合文意,给“燕乐”下定义。(40字以内)
(3)、简要概括宋词受到士林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
(4)、下列对原文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由于词具有市井文化品格,与诗的特征迥然不同,这就奠定了宋词的荣耀与辉煌。 B、第②段引大量文献资料,意在说明,宋词是伴随着唐诗的消亡而产生的新的诗体。 C、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宋词比诗更能表情达意和反映社会生活,作者对此深表赞同。 D、词受演唱者或吟咏者青睐,是因为词具有鲜明的音乐性,并且表现形式灵活多样。
(5)、简述宋词中的市并文化特征。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 “瓷器之路” “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是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 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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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紧密联系。

    16世纪,明代一边是白银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生产达到一个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青花瓷的空间发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发展。在内外市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传播范围来说吧,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船只。

    若从时间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迄今为止,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的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青花瓷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梳理青花瓷的时空巨变轨迹,无疑可清晰的看出,青花瓷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流播,不仅向全球展现了中国辉煌的制瓷技术,还展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和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通与交织成长,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

(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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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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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现实生活慌慌张张,为何还要拼命维持朋友圈里的风光?

面对每时每刻、铺天盖地的动态分享,也许有人表示倦怠,有人选择无视,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朋友圈本身成为了社交场域、展现自我的公共舞台。事实上,朋友圈不是镜子,投射的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是通过发布者的选取和加工,所构建的一种“拟态图景”。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般,精心打造朋友圈的人们会利用各种符号展现自己的形象,通过自我筛选和包装,展现多面人生中的光鲜亮丽。

其实,人生与朋友圈之间的不同,发布的人毫不掩饰,点赞的人也心知肚明。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是信息无损的杂存,朋友圈更像是信息的窗口和集合。在状况百态的旅途中,选择最能出片的姿势、放大最具意境的景观、提炼最有生命能量的感悟——精装朋友圈,正是从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亮点,留下自己最美好、最感动、最热烈、最特别的瞬间。

不仅仅是在朋友圈,千百年来,多少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毛坯现实精心打造的桃花源?居住于湖畔的梭罗,生活很是清苦,赶牛经过的人看见他的房子,就觉得这生活没法忍受,但梭罗笃定自己热爱这里:“在水流之畔定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地会在水的浮力影响下漂浮起来。”近段时间,许多游客因为欣赏李娟的文字,慕名前往阿勒泰,亲眼见一见书中所描述的罕见美景。事实上,作家在此处的生活,并非只有四野无人的轻松感和风景秀丽的愉悦感,更多的还有现实的苦难与蹉跎。李娟曾在“冬窝子”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临时搭起来的营地里,简陋的帐篷四下漏风,但她仿佛是躺在全世界最温暖舒适的床上一样,“像小鸡捂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

不论是流淌于艺术作品里的瑰丽,还是闪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绮丽,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好图景,总是给人以向往,甚至是慰藉的力量。也许毛坯是现实,但精装是愿景,作为毛坯人生的装饰存在的精装朋友圈,更多的是带来一种“愿望的投射”和“心灵的按摩”,承载着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憧憬。当然,要想实现从毛坯人生到精装人生的真正转变,单靠朋友圈里的积极“营业”、一味追求出片,还远远不够。更何况,若是沉浸于虚拟世界里的“雕琢”,与现实脱节,就很难看到真实生活里的种种风景。

说到底,朋友圈的初衷本是记录,只要真诚的表达,而非畸形的攀比炫耀,便无伤大雅。精装朋友圈固然能让人们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似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精彩、寻找意义,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五彩斑斓的诗。

——曹怡晴《人生可以“毛坯”,朋友圈必须精装?》

材料二:

继将“毛坯的生活”变成“精装朋友圈”之后,“预制朋友圈”可以被视为通过“预制”的方式,对“精装”的进一步打造。它像一条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线,拍摄、选片、p图、文案、定位、发布,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准操控。发布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更像是运营者;平台也不像是工具,而更成为人格的延伸;内容不符合物理世界的真实,却似乎更贴合自我建构的真实。

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不难理解。朋友圈越来越成为人们展示自我的“前台”,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的生活正是为前台的呈现做准备。为了扮演这样的“完美角色”,也早有媒体曝光了由此催生的产业链:有人通过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用打车软件订豪车拍照等,“制造”人设。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修饰现象。

让人反复纠结的,不仅是自我形象的建构,更有数字化影响下的社交规则和社交礼仪。究竟让渡多少隐私能既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不会显得“凡尔赛”?究竟掌握怎样的发布节奏能让自己既保持“在场”又不会“刷屏”引人反感?该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让他人接受?种种矛盾之处看似相距甚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近在咫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人划入另一个象限。这也让原本随手拍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需要细致权衡的事情、展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交艺术。如今,“预制朋友圈”似乎正中这一痛点,让人们在面对这些社交情景时能更从容、有备而来,从而重新获得些许掌控感。

有人说,何必给自己增加这种社交负担。不在意数字化社交的人,大可关闭朋友圈。但当社交媒体越来越被赋予社会化竞争的价值时,希望享受其红利的人则沉浸于朋友圈的这种包装潮流中。这里的“包装”并没有贬义,而是一种对生活切片的选取,和对社交意义的重新把握。通过放大自己的精致生活和个人成就,来装点平淡的生活,也提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辨识度。

因而,预制朋友圈与其说是对社交焦虑的妥协,不如说是在网络空间中一种主动的社交策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本身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被消解,或者说改写。正如法国哲学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的“拟像世界”的特点,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失去兴趣,却沉溺在“拟像”之中。

这种消解究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验证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预制”和“精装”,都别成为单纯追求点赞量或流量的工具人,妨碍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真实自我的认知。

——孙小婷《“预制朋友圈”火了,一种新的社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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