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郁达夫

    ①文学上的智的价值，是当读过一册书或一首诗以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

    ②智的价值可以测定，就因为它有种种阶段的不同。譬如词曲、喜剧、纯抒情诗等文艺作品中所含智的分子比较少，但它们的价值，自然是可以以其他的两种价值的增重来补足。故而测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光以一种标准来立论，是危险得很的尝试。因为文学是复合浑成的东西，必须将情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联系起来，才能判断，不能执一端而弃其他。

    ③当然有些文学如散文、史传、论文之类，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但就是在这些作品中，能于智的价值之外，更加有丰富的情的价值，则该作品的成功和评价一定也愈来愈高。

    ④在批评文艺作品的时候，少有人固执着逻辑的法则。可是不合逻辑的文学，终究不是伟大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的两种，是非要合乎理性不可的。思路不清，前后不一贯等弊病，当然不是大文学家所应有的东西。还有在有些抒情诗里偶尔一看，觉得仿佛是不合情理的狂人呓语，但你仔细去一想，或以自己的体验来一度诗人之心，则外貌似乎矛盾、无据、不通的文学里，也会感到无上的真理。

    ⑤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的解释，最浅近的一句话，是对读者智识信息的给予。不过光是智识的供给者，并不是多是文学，例如代数、几何教科书，虽能给予我们智识，但这些谁也知道并不是文学。所以文学上的智的价值，非要和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才能判断的。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之所归，无非在乎它能丰润我们的智的生活，能帮助与促进我们对于生的了解与享乐，能增加我们的经验而澄清我们的思路，当然不仅仅在于使我们增加智识的这一件呆事上。

    ⑥其次要说的，是文学上所谓的智识，和科学上所说的智识的不同的一点。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在科学上未必一定是通用的。因为文学是作者将真理事实拿来，加以情感的外衣，而翻译过的制作品并不是事实本身。在这一点上，各文学家对于写实主义的界说，很有争论。不过纯科学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的那一种议论，当然是有语病，但在实际，则文学含真实性愈多，内容也就愈充实而健全的一句话，真是千真万确的。须知真实性有相似性和适合性的两种，于证明事实时，当然是着重前者，于贯彻全体时，当然非适用后者不可。

    ⑦这些文艺上的智识与真实，假使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行动，使我们实际得着益处，则这些文艺的价值当然要算是顶高。

（有删改）

植物的附生现象

    附生现象是指两种生物虽紧密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没有营养物质交流的一种生命现象。一种植物借住在其他植物种类的生命体上，能自己吸收水分、制造养分，这种包住不包吃的现象，被称为附生，也叫做着生。

    附生植物最普遍的特点是附生在寄主植物水平的枝干上及枝干的分叉点上，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堆积尘土，有的低等植物甚至附生在叶片上。除了叶片附生的植物会对寄主的光照条件造成一定的影响外，附生植物一般不会对寄主造成损害。

    植物的附生现象是热带雨林的主要标志性特征之一，形成这种现象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一是环境的空气湿度大，二是寄主表面有一定的腐殖质存在。有机物的附生现象存在于植物间，尤其在热带与亚热带的森林中最为常见。附生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从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都有附生植物。据统计，全世界约有附生植物65科850属3万种。

    在热带雨林中，植物生长茂密，由于植物之间争夺阳光的竞争比较激烈，附生的植物就更容易获取来之不易的光源。附生植物在形态和生理上，已形成非常适应的特性，比如鸟巢蕨的形态似鸟巢状，可以截留尽量多的雨水以及枯落物、鸟粪等，海绵状的枯落物可储存水分，并提供营养物质。

    附生植物喜住高温多湿的地方，在热带雨林的原始森林里，高大乔木的湿漉漉的树干上几乎都被附生植物覆盖住。除了南北两极外，世界上各地几乎都能见到附生植物的踪迹，比如生长在墨西哥的空气风梨。

    众所周知，在植物界植物种类的分布具有梯度特征，从低纬度的赤道附近到高纬度的温带和两极，由于雨量和温度的逐渐降低，单位面积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具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附生植物也不例外。

    上面所说的热带附生现象，北方也会见到。且不要说南方森林常会见到植物之间的附生现象，就是我们生活的周围比如公园也会遇到这种现象。在北方森林，常见到的是地衣或苔藓类植物附生在树干上。但是木本植物之间的附生现象还不多见，偶尔也会发现。

    附生现象主要是指草木植物附在木本植物处，但是乔木附生在乔木植物上也会见到。比如桑科植物能够附生在其他植物上。附生现象是植物对大自然的一种进化适应。植物的生命力很强，其种子只要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能生根发芽。当种子被风吹起或被鸟类传播，偶然落在符合生存条件的活树或枯萎的树干上就成长为附生植物。

    在生态系统中附生植物具有多方面的生态功能，对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形成、维持及养分和水分的循环都有一定的作用，另外附生植物对环境变化还具有指示作用。人类活动会影响附生现象的存在。人类活动剧烈的地方，附生现象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

    “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

    网络小说是当下中国文学市场最为繁荣、活跃的文学现象，2017年网民人数3.6亿，文学网站储藏的原创小说1600余万部，日更新达1.5亿汉字。网络小说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多产生比较热烈的社会反响。网络小说在海外迅猛发展:一是海外专门搭建了翻译传播中国网络小说的平台，如北美最早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中国网络文学英译网站Wuxiaworld（武侠世界）；二是中国的网络小说网站也积极搭建海外平台，如2017年5月正式上线的起点中文网国际版。问题在于，我们既欣慰于当代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更期盼网络小说能够涌现一批大家精品。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网络小说粗放型发展阶段可以过去了，精品意识应该树立。

    中国网络小说并不缺乏传奇的故事和多变的人性，缺乏的是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

    精神高度是指看得见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它需要历史的思考，更需要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考量。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品无一不是在对时代现实的剖析中揭示人性的伟大和深刻。中国当代网络小说虽然有了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剑仙、玄幻和后宫的描述中，网络小说作家所关注的生活似乎基本疏离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那些疏离现实的生活描写，缺少时代精神的呼应，可以产生离奇，写出人性的变异，却不能产生时代效应，形成人生的震撼。这是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缺少精品最为重要的原因。

    文化内涵既指世界优秀文化，更指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能量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时代文化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的根。大多数当代中国网络小说追求神秘文化、特异文化，将世界大众文化的一些要素移植到小说中来，会产生短暂的阅读快感，却很难形成弥久的阅读体验。只有将时代的精神高度、表现中国文化内涵与高超艺术价值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呈现出中国小说的独特性。

    精神高度需要作家的思想境界，文化内涵需要作家建立宏大的文化格局，这与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必然联系仅认为网络小说创作门槛低可以尽情发挥或仅看到网络平台传播可以获取人气和经济利益，看不到这是贡献声响和色彩、展现诗情和意境的崇高创作途径，是无法创作出精品的。这确是当代中国网络小说创作必须思考的问题。

（节选自汤哲声《中国当代网络小说呼唤精品意识》）

    陈世骧、普实克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倡扬，使中国学人认识到：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瑰意琦行的美丽抒情传统。笔者以为，中国文学不但有这样的抒情传统，而且这个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抒情文学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故此，中国的抒情文学，有的侧重“言志”，有的侧重“缘情”，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寄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也大异其趣，其抒情传统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审美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散文的抒情表现方式上。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中国散文不论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其根本都立足于“感物”，即人与物之间达成某种主客合一、心物一体的契合冥会，而这有赖深厚的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和东方思维方式的支持。故而，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西方散文则不同，其抒情传统来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个人本位的主观表现，其抒发情感的方式则偏于直抒胸臆。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西方的散文普遍重“笔”而轻“文”，即重理性的思考，重内容的充实、观点的尖锐，在表达方式上则倾向于议论说理。这样，不可避免地质胜于文，厚实而欠雅致优美，明晰而缺氛围情调。而中国的散文则大不相同。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朱熹一派的说理散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

    音乐性，也是中国散文在抒情表现方式方面的“特产”，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中国古代散文是相当重视语言的音乐性的。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试看庄子《齐物论》中的语

    言，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无形无状的风声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摸，并且他以非凡超拔的想象力和对节奏、韵律的精妙体悟，描状出了风的高低、粗细、徐疾的各种声调，并汇合成了一曲美妙绝伦、荡气回肠的天籁。这天籁既如千军万马奔腾，“鼓气以势为美”，又似千万管弦繁奏，最后归于“希声窈渺处”。此外，还应看到，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在于句子的长短参差，状物的形神兼备，行文的流转自如。

    中国散文抒情表现方式上有着诸多特点，但无不烙印着民族文化的底色。重感悟、重生命体验的东方思维方式，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的审美趣味，构造特殊、有诗性品质的汉字，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必须置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摘编自陈剑晖《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