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1年9月，从美国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医学奖，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仅次于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被看作是诺奖的“风向标”。1997年以来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中，近一半是拉斯克奖得主。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离诺贝尔医学奖只有一步之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的工作环境中，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拉斯克奖对屠呦呦的杰出贡献做出的回应，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类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时隔四年，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特大喜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共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是从电视新闻知道自己获诺奖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自己当晚一夜未眠。她说：“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作用。

    屠呦呦还通过央视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根据“百度百科”、中华网等相关资料整理）

相关链接①“获奖奖金会怎么使用？”面对记者的问题，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摘自“中国新闻网”）②《黄晓明的两个亿婚礼与屠呦呦的半个客厅》的文章火遍了朋友圈，网友的发问颇为犀利，在中国一个明星婚礼就花了两个亿，而一个获得医学大奖的科学家的收入却远低于“戏子”，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摘自“中国新闻网”）

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谋生。1925年曾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不久失业。最早是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瞿菊农二人。时间当在1924年11月13日郁去寓所看望沈之后。到12月下旬，就有署名休芸芸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刊发了。转年就更多。5月4日唯刚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大学与学生》文中，已称赞他是“一个天才青年”，他写的《遥夜》“全文俱佳”。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林宰平是新月社中人，引领沈从文去松树胡同认识徐志摩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沈从文与志摩的关系，可说是介于弟子与朋友之间。第一次见徐志摩，是1925年秋天，在新月社的院子里，也就是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的前夕了。又经徐介绍，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林徽因等人。徐志摩立即发现了沈从文的才气，且看出了他行文的特色。“徐志摩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读了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金介甫《沈从文传》）

结识了沈从文这样的年轻作家，志摩很是高兴，以致在改版《晨报副刊》的发刊词里，介绍他的作者班底时，介绍完他的那些老朋友之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也要表白一番自己手头还有多少青年朋友，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沈从文，接下来才是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等人。

徐志摩初编《晨报副刊》时，可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振臂一呼，名家云集，说声来稿，佳作纷至。他得跑稿子，甚至得央求、乞讨，逢上沈从文这么一个写得不错，又很勤勉的作家，也算是运气。从沈从文这面说，也就是提携了。沈从文只比志摩小五岁，以年龄而论，当是平辈。

志摩的可爱之处在于，只要我看得上你，只要咱俩对脾气，怎么着都行。且看接编的最初两个月里，徐志摩刊发了沈从文13篇作品。《晨报副刊》是名刊，哪个作家遇上这样的编辑，不出大名才怪呢。由此，沈从文才摆脱困境，实现了靠写稿维持生计的理想。1927年新月书店办起，1928年《新月》办起，只要徐志摩的影响力所及，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集，发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全都是畅通无阻。沈从文能在数年之内，成为中国一流的作家，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本人的才气和勤勉，而徐志摩的处处提携，也是不可轻视的。

不光是写作上的提携，还有工作上的帮助。1929年9月去中国公学教书，极大地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状态。胡适是校长，固然须他首肯，若没有志摩的鼎力推荐，怕胡适连这个想法也不会生出来的。此后去武汉大学教书，叉去青岛大学教书，也都是得力于志摩的推荐。

志摩也常把一些自己忙不过来的事，委托沈从文去做。比如选编“新文学丛书”，志摩顾不上，便让沈从文负责审稿。这样的事，难说是谁帮谁的忙，对沈从文来说也是一种训练吧。

对志摩的恩德，沈从文谨记在心。1936年出版第一个选集时，写了篇长序，开列了一串他要感激的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徐志摩（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志摩已去世了）。他说――

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过北平市区里作巡警，就卧倒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不幸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点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表白是诚恳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义，1931年11月20日上午在青岛，青岛大学的一班朋友，刚刚听说徐志摩遇难，不明底细急欲一探究竟时，最后决定由沈从文亲赴济南走一遭。“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梁实秋《谈徐志摩》。）

    后来，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教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成为著名的古服饰学家。（改写自韩石山《徐志摩传》第三卷《云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相关链接】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他的《沈从文传》里，说沈从文“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且以此语作为一节的标题。意即一个人只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就可以说他是不依附，不盲从。

    1949年，北平解放，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四处奔走。这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3年，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1957年秋，李德伦学成回国，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之后多年，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也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等多个地区和国家演出。又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为之折服。他成为我国享誉中外的国际级指挥大师。

    突如其来的“文革”，神州罹难。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洒美的大手，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他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在这场劫难中，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使李德伦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这条回回汉子，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他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当神州恢复澄澈时，李德伦已过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已经屈指可数。一种焦灼的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让中国交响乐重回大众耳畔，重新走向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而摘掉一个肾以后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1977年3月26日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给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音乐人群惊诧不已，惊喜万分。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追逐。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开始构思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演出阵容庞大，完全是挑战极限：11个音乐团体，810多名演奏乐手。指挥均由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任。《交响乐之春》共演出两场，场场爆满。特别是当李德伦指挥810多名乐手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观众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天籁”之中。这场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勇士壮举”。

    北京当时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事一无巨细，都亲历亲行。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李德伦身后矗立起一座音乐届的丰碑——北京音乐厅。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这句话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

    2001年10月1 9日零时39分，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享年84岁。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一个个远离了我们，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他们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段辉煌。

    但是，他们之所以为举世人崇敬仰慕，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节选自《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作者李佩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李德伦多次在国内指挥演出，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访问演出，并任客座指挥，享有世界声誉。

（《百度百科》）

②担任中央乐团指挥期间，李德伦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如北京、山东、内蒙乐队的建立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

（中国音乐家网《李德伦》）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