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记

聂鑫森

    宽敞的画室里，静悄悄的。初夏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满了摆在窗前的一张宽大的画案。画案上，平展着一幅装裱好并上了轴的山水中堂。右上角上，写着五个篆字作画题：南岳风雨图。

    年届六十的知名画家石丁，手持一柄放大镜，极为细致地检查着画的每个细部。他不能不认真，这幅得意之作是要寄往北京去参展的。何况装裱这幅画的胡笛，是经友人介绍，第一次和他发生业务上的联系。

    画是几天前交给胡笛的。胡笛今年四十出头，是美院国画专业毕业的，原在省城一所大学教授美术，其山水画在省内外也颇有点名气。据说因为看不惯艺术招生中的潜规则，跟领导闹矛盾，下海在湘潭城开了一家不大的裱画店，既是老板又是装裱师傅。朋友说胡笛的装裱技艺比不少老一辈要强，且人品不错，何必舍近求远，送到省城的老店去装裱呢？

    画是胡笛刚才亲自送来的，石丁热情地把他让进画室，并沏上了一杯好茶。石丁是素来不让人进画室的，之所以破例，是要当面检查这幅画的装裱质量，如有不妥的地方，他好向胡笛提出来，甚至要求返工重裱。

    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

    石丁对于衬绫的色调、画心的托裱、木轴的装置，平心而论，极为满意。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没被人仿造――有的装裱师可以对原作重新临摹一幅，笔墨技法几可乱真，然后把假的装裱出来，留下真的转手出卖。石丁的画已卖到每平方尺一万元，眼红的人多着哩。眼下，画、题款、印章，都真真切切出自他的手，他轻舒了一口气。且慢！因为他是第一次和胡笛打交道，对其人了解甚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故在交画之前，特地在右下角一大丛杂树交错的根下做了暗记，用篆体写了“石丁”两个字，极小，不经意是看不出来的。石丁把放大镜移到了这一块地方，在杂树根部处细细寻找，“石丁”两个字不翼而飞。又来来回回瞄了好几遍，依旧没有！

    石丁的脖子上，暴起一根一根的青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不是他的原作，而是胡笛的仿作。这样说来，胡笛的笔墨功夫就太好了！他从十几岁就下气力学石涛，尔后走山访水，参悟出自家的一番面目，自谓入乎石涛又能出乎石涛，却能轻易被人仿造，那么，真该焚笔毁砚、金盆洗手了。

    就在这时，胡笛猛地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石先生，可在寻那暗记？”

    石丁的脸忽地红了，然后又渐渐变紫，说：“是！这世间小人太多，不能不防！”

    胡笛端起茶杯，细细啜了一口茶，平和地说：“您设在杂树根部处的暗记，实为暗伤，是有意设上去的。北京城高手如林，若有细心人看出，则有污这一幅扛鼎之作。您说呢？”石丁惊愕地跌坐在椅子上，问：“那……那暗记呢？”

    胡笛说：“在右下部第五重石壁的皴纹里！‘石丁’两个字很有骷髅皴的味道，我把它挖补在那里，居然浑然一体。树根处空了一块，我补接了相同的宣纸，再冒昧地涂成几团苔点。宣纸的接缝应无痕迹，补上的几笔也应不会丢先生的脸。”

    石丁又一次站起来，拿起放大镜认真地审看这两个地方。接缝处平整如原纸，这需要理出边沿上的纤维，彼此交错而“织”，既费时费力，又需要有精到的技艺。而补画的苔点，活活有灵气，更是与他的笔墨如出一辙。他不能不佩服胡笛的好手段！

    石丁颓然地搁下了放大镜。

    胡笛站起来，说：“石先生，裱画界虽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但毕竟不能以偏概全。暗记者，因对人不信任而设，我着力去之，一是为了不玷污先生的艺术，二是为了我们彼此坦诚相待。谢谢。我走了。”

    胡笛说完，很从容地走出了画室。

    石丁发了好一阵呆，才记起还没有付装裱费给胡笛。正要追出去，又停住了脚步，家里还有好些画需要装裱，明日一起送到胡笛的店里去吧！

    他决定不将《南岳风雨图》寄去北京参展，他要把它挂在画室的墙上，永远铭记那个让他羞愧万分的暗记……

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卖琴

【加拿大】费力克斯·勒克莱尔

    雨天，男人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疲惫，不时左顾右盼。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把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看，说：“是我做的，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老人又摸了摸琴：“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

    “我需要钱。”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电台的工作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是风湿病。”

    当他说话时，老人几次犹豫后将左手放在了琴盒上。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他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面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我家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那时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需要在晚饭后出门，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在学琴的路上，我裹着一张毛毯，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

    “我演奏了《回忆》，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

    “有一个男人，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一位牧师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续说道：“夜深了，我从学校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制琴师接着说道，“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在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又回到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一根绳子

    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搜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搜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又立即四处讲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 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爱的奉献（节选）

欧·亨利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的作品、绘画、瓦尔特杜弗、糊墙纸、肖邦、奥朗。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取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 ”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翻四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

    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

    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说，“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雅。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看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古怪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

平  原

路翎

    胡顺昌跟在他的女人后面吵叫着。

    阳光强烈得刺眼，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是笼罩着火焰一般的暑热。一条小河在平原的中间弯曲地流着，通过那些被树荫遮着的寂静的人家而流到金黄色的田野中去。一些精致的石桥跨在这条清澈的河上。

    一个精力饱满的年轻汉子，戴着一顶大草帽，骑在一只瘦小的驴子上，从胡顺昌夫妇的后面跑了过来。他热情洋溢地和胡顺昌夫妇打招呼，要到城里去接他当官的姐夫，也没留意两人的表情。

    胡顺昌的一件白布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了，他拿它披在肩上，不时地用它揩着脸上的和胸前的汗水。他跟在他女人的后面走着，吵嚷着。他的女人短小、瘦弱，然而很美丽。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脸色惨白。

    “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好话!”胡顺昌又开始说了，“你自己凭良心想想看好了!没有关系!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回去吧，桂英!”他擦着胸前的汗水哀求道。

    他的女人不理睬他，仍旧急急地往前走着。

    于是他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站下来了。他无论怎样警告自己不要发怒都不行。她在烈日下痛苦地、艰难地走着，不时地闭起眼睛来揉着胸口，显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好吧!”胡顺昌大声叫着，重又追了上来，“要是你真的要回你的娘家，老子就从今日起跟你一刀两断!不过你要晓得你娘家也并不是了不起的呀，哼!他们自己还不是没得吃的!“太阳毒辣无情地照射着他们。

“我求你听我说啊!“他拿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但是被她推开了，“你想想，我不过跟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回保长他们叫他们等一下来好了!就是征粮收米么也要等男人回来做主，你把外面桶里的两斗拿给他们还不算，连床底下的四斗也让他们给搜走了!你想想，这四斗米我们要度多久的命啊!一直要到收了稻子!就是照你说的保长是带了兵来的，你一个女人家未必还怕他们，他们真的还把你吃掉不成?再不然的话，给了他们，你也该向他们取得字据呀!不然的话，他们明天又来要了，你怎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了，他又拿起衣服来狠狠地揩着汗，偷偷地看了一眼，希望能够看到她的难受的、悔过的表情。然而她整个的苍白的脸冰冷有如铁石。于是他茫然地抬起头来，看向稻田的远处。

    “唉，真可怜啊，我们这些庄稼人!为了几斗米!”他想。但是想到这几斗米，他又动气了，重新憎恶地看着她。

    “你走吧!你走好了，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这几年，有吃的总给你先吃，有穿的总给你先穿！你走好了!“他对着她悲痛地叫，希望能够感动她。

    但回答他的却是暑热下的眩晕的寂静。他的女人提着布包走过那个高而窄的石桥，走到石桥的那一边。

    “唉，我这个可怜人，我怎么好哟!”胡顺昌蹲了下来，昏沉地抱着头。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望向桥那边，走着路的她忽地倒了下去!他飞奔过去。她微弱地喘息着，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的心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

    “桂英!”他小声喊，伏在烈日下面的草地上，“你要回娘家，你去好了，都是我不对，你去住些时好了。”

    她无力地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眼泪从她的睫毛里流了出来。

    这时，那个精力饱满的郭老二骑着驴子又奔回来了，和去的时候一样兴高采烈，在驴子上大声地怪叫着。看见了河岸上的胡顺昌夫妇，他就迅速地翻下驴子来，从夫妇的表情他即刻就有些明白了，严肃地看着他们。

    “喂，胡顺昌，你说什么军粮不军粮的，车站上又到了兵哩!又是机关枪，又是大炮，几百箱子弹，恐怕总有一营人，我们这街上哪里够他们吃呀!……好，你们谈心。”他又向着他们难受地看了一眼，“我先走一步了！”

    “都是我不对!“胡顺昌趴在妻子身边说，“那几斗米有什么关系呢，拿给那批狼心狗肺的东西就算了，还有个把月就收稻子了，到那时就好了……”

    他抓紧了她的手，猛然抬头，河的两岸金黄而无际的稻海在他的眼前闪耀。

一九四六年九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