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以外，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暗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的像是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联系，真会撒手而去。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讽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重，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来着？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为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选自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

回  家

龙应台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放下了手边所有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地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着你的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大跨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像闪电一样射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止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嬉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聚宴

    符浩勇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色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长发短缨

田洪波

    21岁的孙凤英加入抗联队伍那会儿，一条麻花似的大辫子长至腰间，油汪汪、黑亮亮的。

她原是宣传小分队的成员，随着战事吃紧就混编到四支队来了。对此孙凤英相当得意：俺也是抗联正规军了！

    的确，正规军的孙凤英有枪了。枪是短枪，而且孙凤英还扎上了绑腿，走起路来飒爽英姿。每天行军途中，孙凤英总不忘唱上几句《小鬼子把门》什么的。她嗓音清细，战士们听着脸上都一扫阴霾和疲惫。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她的歌声被从营地上下来的一位营长听到了。营长围着孙凤英转了两三圈，把孙凤英转毛了，小脸通红不知营长要干什么。

    “你以为这是在舞台上吗?去，把你的辫子给我剪了！”营长突然发起怒来。有几个女兵吓得吐了下舌头，拉起孙凤英就走。孙凤英张了张嘴想告诉营长，我这辫子可是留了20来年！可末了，她看了看冲她直摇头的同伴，只是咬紧了嘴唇，什么也没说。孙凤英不情愿地被剪成短发了。剪成短发的孙凤英不可抑制地一个人坐在光秃秃的树桩上好顿哭。许久，才把头猛地一甩，继续冲女伴们扬起那张青春的脸说笑。孙凤英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孙凤英，只是歌词换了：红旗飘飘在半天空/好似草堆落火星/妇女姐妹入抗联/长发剪成短缨缨……孙凤英好像天生不知道什么愁事，哪怕子弹从她耳边穿过！战事紧，可每次打完仗孙凤英都不忘化化妆。用烧过的火柴杆儿、细树枝儿，或者把大红纸蘸点水洇一洇，往脸上、眉上、唇上轻轻一抹、一描、一勾，一个妩媚无比的孙凤英就出现了……对一些女伴的狐疑，孙凤英干脆搬出营长的话给挡回去——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要有正规军的样子！把个女伴噎得眼直翻白。孙凤英却仰天大笑，开心无比。

    起始，战士们累了还能听孙凤英亮亮嗓子。可仗越打越激烈，孙凤英就长时间没有尽情亮嗓子的机会了。不过，除了唱歌，孙凤英还懂一点医护常识，也会把饭烧得很香，于是后来，孙凤英的角色就杂了，甚至缝缝补补，浆浆洗洗的活儿也常被她揽下来。

    就是在那会，孙凤英与副支队长刘老顺走到了一起。孙凤英有个被战士称为“百宝囊”的背兜，什么药包、天剪，补衣的碎布、针线等等，用场大着哩。可偏偏就让刘老顺给看在眼里了，就隔三差五找孙凤英，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层意思。

    是营长作主，给他们两人在营地上举行了婚礼。婚后月余，郭塌子战役便打响了。郭塌子战役，是抗联三团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尽管有战士在撤退过程中一直注意倒着走，在走过的脚印上撒上辣椒面，破坏敌人狼犬的嗅觉，奈何敌人还是步步紧逼，穷追不舍。于是在一个黄昏，六营的战士们撤到了山峰陡峭的七星峰。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而两岸悬崖相距两米左右。营长指挥众人一个个跳过去，但轮到孙凤英这儿卡壳了——她身上背着铁锅和铁桶，还有那个永远不离身的“百宝囊”。把东西都扔了！营长当机立断。

    我不！孙凤英第一次顶撞起营长。营长瞪圆了眼睛。孙凤英也不瞅他，把“百宝囊”摘下来递给了刘老顺，你先过去，你过去再接应我。刘老顺伸手要摘她的锅，但孙凤英挡住了，锅在我在！说时还冲刘老顺一笑。可是你？刘老顺有点急了。少废话！孙凤英狠狠瞪刘老顺一眼。无奈，刘老顺只好咬牙跳了过去，然后揪心扯肺地等着孙凤英跳。孙凤英几次试跳都没成功。

    刘老顺见状，干脆和战士们砍断了旁边的桦树搭向对岸，让孙凤英小心爬过来。孙凤英爬到一半，系铁锅和铁桶的麻绳突然断了，铁锅和铁桶落入悬崖的巨大声响惊起一群山鹰。被惊扰的还有敌人。眼见孙凤英快要爬到对岸了，这时，一声枪响，孙凤英掉下了深渊，只留下刘老顺撕心裂肺的哭喊——凤英，凤英……

大荒之中有山

李骏虎

    丁酉中秋，与几位好友相约来到长白山。

    穿行于中秋的“大荒”林海之中，我才体会到什么叫作“人在画中游”：一片白桦树展开的银色背景上，突然用丹青描绘出一株绿到发蓝的松树，这样美到极致的国画图景，不时从眼帘映入心灵，仿若身临仙境；而在松林染黛的山坡，又乍然涂抹上几道亮黄的落叶松和绛红的枫火，让人从国画山水穿越到现代抽象油画里，如此大开大合，妙不可言。海拔随着盘山路上升，林木开始稀疏，在如烟似雾的茅草地的远处，那些落尽叶子只剩一身银光闪闪的鳞片、又虬枝盘结的岳桦，如千万条探爪游龙，争相飞升，又似海中珊瑚，随波摇曳。然而，海拔继续上升，在只有衰草包裹再没有一棵树木的山峰，长白山脱去霓裳准备去天池沐浴，裸露出他巨人般的肌体，一切都纤毫毕现而全无荒凉面貌，正是因为覆盖着他的健硕躯体的，还有一层厚实的黄绿相间的草甸，是所谓高山苔原。

    长白山，辽代之前称太白山，传说太白金星有一面宝镜能鉴美丑，天帝有二女，借来宝镜比美，略逊的那一个恼羞成怒，甩手将宝镜掷下尘埃，落于太白山峰顶化为天池。这样说来长白山是沾染了仙家之气的，而世人想一窥天池宝镜，要讲缘分，更要看天意。我们来的前一天，雨雾迷蒙道路封闭，谁知睡了一夜就秋气清爽、阳光照耀到要喷防晒霜才好上山，于是趁大好晨光早早动身登山。

    第一次登顶就将天池一览无余，大家都在相贺，而我却没有多么兴奋，大概因为天池的水太寒冷了，冷到水波不兴凝结如晶；大概因为天池的水太蓝了，像一颗十平方公里的蓝宝石，让凡人不敢动心；大概因为天池周围没有草木，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蓄满了水，没有树木掩映小草盈岸；大概是因为池边兀立的黑黢黢的火山岩怪石高耸，如同面目狰狞的四大天王守护宝镜，令人畏惧。转过身来俯瞰群峰，我更对一览无余气象万千的山势云气感兴趣。站在观景台上，背对天池，俯瞰来时随着海拔渐次变化的植被，依稀可见苔原将尽处，稀疏的塔松、冷杉遍布，仿佛沙场秋点兵。

    下得山来，寻路到天池南坡，只见一片莽莽苍苍的密林，我等“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豁然开朗，有条溪水自夹岸的衰草和落叶松林幽幽流出，水寒而清浅。冷冷的波光中倒映着落叶松林，我从未想到落叶松在秋天里会是这样的绚烂，作为笔挺的乔木，它们高大而密集，树冠在秋天里变得金黄，层叠相连，像展翅的凤凰将煌煌大羽伸展到一碧如洗的蓝天里去。我因为前两年写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这部书要从东北沦陷开始讲起，每次走在这块绚烂的黑土地上，我都觉得她是神秘的，像地底火山一样奔涌着热流。在所有的抗战歌曲中，《松花江上》是最能让人从悲伤中产生激愤，又从激愤中唤起勇气和力量的，她的感召力是从土地连着血脉，又从血脉连着心跳的，她穿越时空，至今都用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和我们心里的家国情怀律动共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是怎样的一条江呢？我才知道，没有落叶松就不能叫松花江，正是漫山遍野的落叶松金黄的松针飘落到江面上，厚可盈尺，才把一条奔腾的大江装扮成金色的巨龙。这神奇的景象，是自然造化，也充满了神性和诗意。而松花江并不直接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她是由锦江和漫江两条水系汇流而成的。锦江，漫江，都是后来改的名字，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明神宗年间，锦江叫紧江，而漫江叫慢江。紧江，顾名思义，就是水流湍急的江，而慢江就是平缓漫漶的江。慢江开阔清浅，沿着山根迤逦飘摇而来，仿佛霓裳羽衣衣袂飘飘的仙子，而紧江斜刺里从茫茫林海冲出，如同骑着快马的佩剑书生，他不由分说将仙子挽上马背，相携奔驰而去，他们萍踪所过之处，就是头道松花江了。紧江和慢江在我们眼前清晰而完美地汇成了松花江，仿佛讲述着一个亘古的动人传说，然而，任何传说故事又都不足以承载她的神性和美好。

    我们走在池南的原始森林之中，得以领略《山海经》里“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的本来样貌。密林之中随处可见倒木，它们在山林之中生发，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后寿终正寝，以雄伟和悲壮的姿态倒伏在新生的树丛之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自然的轮回，也是人世的写照。万物有灵，应持敬畏之心。

（有删改）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地响。屋里是纺车嘣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

“大娘！”

“咳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

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

“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

“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渡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

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撤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早晨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