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遵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观念，“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纪述，务从实录”为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向中国人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中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他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糅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休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已。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评，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珍田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钻”，“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珍田舍己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宪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 “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

说真话之四（节选）

巴金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下雨天，真好

琦君

    你喜欢下雨吗？——喜欢，但别下得太久，像黄梅天，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我却不然。雨下十天、半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我爱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优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帘子看看，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

    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那时我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臂弯里，天亮了，听到哗哗的雨声，我放心了。因为下雨，母亲不用老早起来。我舍不得

    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给我讲雨天的故事。

    雨下得愈大愈好。起床后，我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似的肿腿，走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找我的，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大人们个个疼我。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母亲双手熟练地搓着细细的麻丝，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晴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塌塌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我真开心。因为可以套上阿荣伯的大钉鞋，到河边去看涨大水。母亲皱紧了眉头对着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发愁，几天不晒就要发霉的呀，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曲。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曲一粒粒拣出来。这工作好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曲会愈来愈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曲，不再读书了。从院子的矮墙头望出去，一片迷蒙，看样子且不会晴呢。母亲愈加发愁，我却愈加高兴了。

    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改在健身房玩球。同学们起劲地打球，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健身房后面，隐蔽、清静。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叶子尖滴下的水珠，落在伞背上，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下雨天，我格外想她，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

    星期天下雨真好。一打上牌，父亲就不再管我了。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邀同学到家里，爬上三层楼“造反”，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晚上，我可以丢开功课，一心一意看《红楼梦》，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古文观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那一年回到故乡，一坐在父亲的书斋中，从书橱里抽一本白香山诗，学着父亲的音调放声吟诵，父亲的音容，浮现在摇曳的豆油灯光里。记得我曾打着手电筒，穿过黑黑的长廊，去给父亲温药。他提高声音吟诗，使我一路听着他的声音，不会感到冷清。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在淅沥的雨中，他吟诗的声音愈来愈低，我终于听不见了。

    杭州的西子湖，风雨阴晴，风光不同。雨中徘徊湖畔，凝望着湖面上低斜的梅花，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慢慢走来，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已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雨中游人稀少，静谧的湖山，都由爱雨的人管领了。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归来。湖水湖风，寒意袭人。

    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默相对。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二十几年了，那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仍然依稀听见，在雨中……

耳根的清静

王开岭

    从前，人的耳朵里住过一位伟大的房客：寂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在我眼里，古诗中最好的句子，所言之物皆为“静”。读它时，你会觉得全世界一片清寂，心境安谧至极，连发丝坠地都听得见。

    古人真有耳福啊。

    耳朵就像个旅馆，熙熙攘攘，谁都可以来住，且是不邀而至、猝不及防的那种。其实，它最想念的房客有两位：一是寂静，一是音乐。我一直认为，在上苍给人类原配的生存元素和美学资源中，“寂静”，乃最贵重的成分之一。音乐未诞生前，它是耳朵最大的福祉，也是唯一的爱情。

    并非无声才叫寂静，深巷夜更、月落乌啼、雨滴石阶、风疾掠竹……寂静之声，更显清幽，更让人神思旷远。美景除了悦目，必营养耳朵。对人间美好之音，明人陈继儒曾历数：“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

    今天，吾辈耳朵里住着哪些房客呢？

    刹车、喇叭、拆迁、施工、装修、铁轨震荡、机翼呼叫、高架桥轰鸣……它们有个集体注册名：喧嚣。这是时代对耳朵的围剿，你无处躲藏，双手捂耳也没用。耳朵，从未遭遇这般黑压压、强悍而傲慢的敌人，我们从未以这么恶劣和屈辱的条件要求耳朵服贴。机械统治的年代，它粗大的喉结，只会发出尖利的啸音，像磨砂，像钝器从玻璃上狠狠刮过。

    我们拿什么抵御嘈声的进攻呢？

    耳塞？地下室？使窗户封得像砖厚？将门缝塞得密不透隙？当然还有，即麻木和迟钝，以此减弱耳朵的受伤，有个词叫“失聪”，就是这状态。偶尔在山里或僻乡留宿，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份静太陌生、太异常了，习惯受虐的耳朵不适应这犒赏，就像一个饿者乍食荤腥会滑肠。

    人体感官里，耳朵最被动、最无辜、最脆弱。它门户大开、不上锁、不设防，它永远露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但，耳朵总要反抗点什么。它的反抗即生病：失眠、憔悴、抑郁……科学家做一研究：观察马路两岸的树，噪音污染越重，树越无精打彩，枝头耷拉，叶子萎靡，俨然一个惊恐的孩子。和人一样，树是有情绪的，是长耳朵的。

    为抚慰可怜的耳朵，我淘过一张CD，叫《阿尔卑斯山林》，采的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晨曲、溪流、雀啾、疾风、松涛……买回家的那个下午，我急急关好门窗，打开音响，一个人浸泡到傍晚。那个下午，耳朵在逃窜，我携它一起私奔，向着遥远的阿尔卑斯。弥漫山林的，无论什么动静，都是“静”。久违的静，亘古的静，伟大的静。

    此后，我多了个习惯，每逢机会，便录下大自然的天籁：秋草虫鸣、夏夜蛙唱、南归雁声、风歇雨骤、曙光里的雀欢、树叶行走的沙沙……我在储粮，以备饥荒。

    城里的耳朵，多数时候是饿的。

    现代人的特征是：溺爱嘴巴，宠幸眼睛，虐待耳朵。不是么？论吃喝，我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华夏之餮、举世无双。视觉上，美色、服饰、花草、橱窗、广场、霓虹，所有的时尚宣言和环境主张无不在“色相”上下功夫。

    口福和眼福俱饱矣，耳福呢？无一座城市致力于“音容”，无一处居所以“寂静”命名。我们几乎满足了肉体所有部位，惟独冷遇了耳朵。

    是的，你必须承认，耳朵——失去了最伟大的爱情。

（选自《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有删改）

突然响起敲门声

庞瀧

    “笃笃笃！”床上的姑娘祈祷，最好不是敲门声，哪怕是楼上大妈在剁饺子馅，也是美好的。

    “彭彭彭！”声音大了起来，间歇两三分钟再敲的节奏。姑娘突然像条蹦到冰面上的鱼，惊慌得不知所措。她准确判断出：这是四根手指的敲门声。她努力控制惊慌的心，逐一推测敲门者会是谁。

    谁呢？搬到大城市的行程一直保密，无人知晓她的住处。姑娘困兽一般原地乱转。

    她光着脚来到房门后。破旧的木门被铁皮包裹得严严实实，门镜也被封上了。她仔细听了听，没有嘈杂声，长舒了一口气，也许是谁敲错门了。她怕极了那些砸门、泼油漆的讨债日子。

    “啪啪啪！”敲门声变成了拍门，间隔几分钟继续拍，好像认定屋内有人。姑娘捂住要失声的嘴巴，贴着墙虚弱地挪回卧室。

    拍门声断断续续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来。姑娘浑身汗湿，瘫倒在床上。她不敢报警，怕饶舌的警察揭开不堪直视的伤疤。在这座城市里，她要保住干净的名声，要光鲜亮丽地活着。

    门外传来咚咚的走路声，一个男人瓮声瓮气地说，屋里没人。

    一个声音刁蛮的女人尖声说，屋里肯定有人，我来使劲敲。

    还有一个听不清话语的“啊啊”声，也在附和似的叫着。

    “咣咣咣！”砸门声响起，由手掌拍门升级到三个拳头擂门，如同闷雷在走廊里回荡。那扇要散架的破门和孱弱的姑娘一样，止不住颤抖。

    天啊，是那可怕的女人来了！她浑身战栗，捂住快要爆掉的头。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无数利箭，射向无处躲避的姑娘。她高中退学，偷偷借高利贷给肝癌晚期的养母治病，她想留住这世间唯一的亲人。然而养母含泪去了天堂。为了还债，她做过各种苦工，也被传销骗过。那个男人帮她还了债，错爱上她。后来，他彪悍的老婆让他们彻底分了手……

    砸门声越来越热烈。姑娘哆嗦着拨通那男人电话：你，你老婆……她，她在砸我家门，怎么办啊？你快来救我！

    男人压低声音说：别再打电话，我老婆她在家！

    姑娘无助的泪水喇地流了下来。如此穷凶极恶地擂门，不是仇家会是谁？自从和那男人的事被宣扬出去后，满城女人防火防盗一样都防着她。难道，是哪个神经质女人跟踪她，跑来质问不成？姑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天快黑了。擂门声安静了半个小时，又有力地响起。为什么一直没听到邻居出来说话呢？姑娘发疯似的跑进厨房，举起菜刀，一步步逼近那扇备受摧残的门。

    咔嚓咔嚓，门被钥匙从外面打开，姑娘高举的菜刀掉到地上。一个胖大妈带着小个子男孩闯进来。男孩脏兮兮的手高高举起一串钥匙，在姑娘眼前晃来晃去，比比划划“啊啊啊”兴奋地叫着。

    我说姑娘啊，你钥匙插门上不拔下来，害得小哑巴敲了一下午门，你在家咋就不开门呢？他收废品的三轮车放楼下都丢了，你应该赔他车钱！胖大妈态度凛然，高声数落。

    姑娘惊呆了，那钥匙串确实是她的。她一把夺过来，跺着脚，生气地对小哑巴叫嚷:谁要你多管闲事啦？

    恐惧、悲伤、绝望和屈辱，一股脑儿地奔泻出来，把柔弱的姑娘变成一个凶悍的泼妇。

    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楼上、楼下和两旁的邻居都出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屋里。众人纷纷指责姑娘， 问她耳朵是好使的，为啥听到敲门声不出来？搞得他们一下午不得安宁。

    胖大妈继续主持公道：小哑巴那车可是他吃饭的家伙，至少得赔五百块钱。有人给小哑巴写了一张纸条，问他要赔多少钱。小哑巴对着大妈和围观的人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哇啦哇啦叫得满脸通红。大家以为他嫌钱少，继续七嘴八舌让姑娘多赔。

    崩溃的姑娘如坠冰窟，看到无数狰狞的面孔对着她张开血盆大口。她抱住头，蹲在地上大叫：都别嚷了，我给你们钱，都给你们！

    姑娘翻遍所有地方才凑够四百块零钱，含着眼泪递给小哑巴，无力地说：就这些了，你看屋里什么值钱，就去拿吧。

    蹲在地上的小哑巴站起身，没接钱，伸出脏兮兮的手掌展开一张纸条递给姑娘:姐姐收好钥匙，丢了危险，车不用赔，我知道是谁偷的，我去找。

    姑娘关好门跑下楼去，拉住小哑巴的手，在他手心里写道:姐陪你去找车。

    路灯下，小哑巴摸着被姑娘牵过的手，幸福地笑着。姑娘心里暖暖地想：如果小哑巴的车找不到，就给他买一辆新车。

（有删改）

瑞宣辞职

老  舍

    大街上，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经有了洋车，车夫们却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

    瑞宣今天没课，但他还是决定到学校去看看。在护国寺街口，他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可是学生并没有到齐。这是一个生活在北平的意大利教授窦先生办的洋学堂，瑞宣一周在这里兼两天课，四个钟点，有点儿额外的收入。平日，窦校长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却好像很冷淡，高傲。

    “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本来想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今天没有他的课，可是被一点儿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了回去。不过他还是诚意的请教洋先生：“窦校长，您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窦校长的脸上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校长——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的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瑞宣的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儿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多到要往下流的程度。

    瑞丰竭力要显出心中的不痛快：“我们学校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二孙子的话。

    “你到学校去啦？怎么样？”天佑问儿子。

    瑞宣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不愿意别人追问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个钟点，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瑞宣走进老三瑞全屋里去。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校长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儿劲儿！”瑞宣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儿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儿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校长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儿气！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体不好，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摘编自《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