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无论是在书体演变期或个性风格翻新期，书法风格的表现形态都具有着意而为或随意而作的两大类型。这也是一对大的风格范畴，它是各种风格的概括和归属。一件书法作品，是着意型的还是随意型的，这是由书家在作书时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和观念形态所决定的。

    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的风格往往是在其实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制约下产生的，即庄重场合、庄重用途对书家提出了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而这一要求又促使了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大量的刻铸铭文所表现出的日趋工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用途要求之下形成的，如西周金文，从早期的仿效手写体形态逐步脱出，中期出现线条匀称、结体和章法端整的作品，而至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再至秦小篆刻石，形成工整端严的极端风格，即为一典型例子。

    在手写体墨迹遗存中，因日常一般的应用目的而产生的书迹则占大多数。这一类书迹草率急就，不计工拙，从其实用意义上来说，只求能识能懂，起到记录语言、传达信息的作用即可，但在无意间却创造了有意追求而不可得的天趣妙境。今天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去看，它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如春秋末期的《侯巴盟书》、汉代大量的急就文书等等，均为此类。

    在书体演变期中，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表现，一般是实用的社会功用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追求必须服从于这一实用目的和由这一社会功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而在随意型的大量书迹中，我们才充分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自由喷发，因为这是一大片自由天地，不受任何特定用途的特定审美观念的制约。

    在士大夫文人个性书风翻新期，书法风格的变化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各种书体体式、法度，在其基本形式法则的制约下，书家们竞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想象力，通过钻研前人书法，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力求创新风格。其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铸铭文的书迹中，还是在手写体墨迹中，无论是为特定用途恭谨而书的作品，还是在随意所为，任情随性的书迹中，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书家的个性审美意识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以后的书法创作中更是日益鲜明而强烈地彰显出来。

（摘编自徐利明《中国书法史的基本特征》）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

    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6版作者：王晶晶）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这只是互联网“理想国”里的单纯想象。《美国科学院院报》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社交网络与个人政治立场的论文。研究者让支持共和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民主党的正面消息，让支持民主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共和党的正面消息，但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更加讨厌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加讨厌共和党。这也就是说，社交网络无助于弥合分歧，反而会将分歧扩大。

    “人以群分”，这种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特征和社会机理，在互联网空间，非但没有改变，还变得更加突出。信息的唾手可得和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成见和误解，相反却加固了“预存立场”。在互联网空间，团结和分裂，奇葩式并存，选边站队，变得更加容易。究其原因，在于网民在网络空间容易集群化——或在相似的情境中，或在相近的心态作用之下，或受到趋同的议题影响，网民容易结群，成为一个个“易感群体”。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去个体化”的倾向。所谓“去个体化”，即群体中的情境因素阻碍个人的自我直觉。“去个体化”的个人不再感觉他们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监控他们自身的行为。“去个体化”的个体在群体中失去了其自我知觉和个人认同。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支持共和党的人为何会讨厌民主党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让人集群化，继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体倾向于比个体作出更极端的决定。集群后的网民更容易走极端，形成偏激的态度和取向。

    政治态度的改变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成本甚高。支持民主党的人，在解释信息时，不会因为所接受的信息是反向信息，就会轻易改变预先立场。一个有预存立场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她）更易于接受与预存立场和价值框架相吻合的信息。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理论上，在互联网上，信息更易获取、更加多元，有助于腐蚀偏见，让认知更加客观和真实。但事实上，互联网上信息的便捷和多元，反而会强化偏见。何也？一个网民是不会均等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信息，网民更易接受与其预存立场接近的信息，而遇到反向的信息，会产生“排异反应”。天长日久，一个人在其偏见的驱动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社交网络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窄，每天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越容易“抱团”，其成见就容易加固，也越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中的“岛民”就会把自己眼中的世界，误认为整个世界，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固守的偏见即是“真理”。因此，“偏见”的互联网式生存，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奇观。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张涛甫）

    美育，就其目标而言，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美育的这种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其作为人格教育的维度。人格是人的各种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各种特质的总和。美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能够促进人的感性发展，而且有助于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道德发展。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写道：“有为健康的教育，有为认知的教育，有为道德的教育，还有为审美能力和美的教育。最后那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整个感性和理智的力量达到尽可能全面的和谐。”而且，美育能够为人的各种精神能力和素质的充分发展提供基础和助力。正如席勒所说，美育的目的不是单独地促进某一种心理功能的发展，而是通过在内心中达到审美状态而使各种心理功能达到和谐。这种观点的深刻性在于把人性的完整与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只有在个性生命完整和谐的状态下，各种精神能力才可能充分健康地发展起来，并达到互相协调，使个性生命保持旺盛的活力和无穷的创造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来自达尔文在其《自传》中的自述：“到了30岁，或30多一点，各类诗歌，诸如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菜等人的诗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甚至像一个中学生似地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以前，绘画也给我相当大的乐趣。但是；经过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对绘画和音乐的兴趣也差不多丧失了……我的思想几乎已成了机器，只会机械地从无数事实和材料中别出一般规律。”这也从反面为人的各种能力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原理提供了支持。

    以感性体验的方式培养人格，是中国传统儒家一直倡导和践行的，由此形成了悠久而丰富的美育思想。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此，王国维评价说，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所谓“始于美育”，就是孔子讲“兴于诗”，而且还带领学子“玩天然之美”，其目的就是“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所谓“终于美育”，就是“成于乐”，由此养成“无欲”、“纯粹”之“我”，进入“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一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的境界。这种礼乐教化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但传统儒家对人格养成却一直延续着重视从感性入手、注重情感体验、实现教养内化的原则。所谓“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怡情养性”等等都是不脱离感性、不断深化感性、持续提升生命境界的教化方法。这个原则和方法植根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人格教育的内在性。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尹焞注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这里从“知到“好”再到“乐”的层层递进，恰恰是一个由外在性句内在性递进的过程。对于道，只有“有所得，也就是内化了，才会有“乐”，这是数自内心的。也就是说，要教化人，仅仅使人知道一些道理还是不够的，而是要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道理，内化于心，并以听闻和践行这些道理为快乐，这才算是达到了目的。《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物格而后如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明明德”与其后的“意诚”、“心正”都追求教化的内在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在讲“孝”时指出，对父母问寒问暖不能是礼节性的，而要出于诚心，出于孝心：“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这个“城”强调的是带有深度情感体验的孝道，它是内化于个体内心深处的。反之，只是迫于礼节，虚情假意地“尽孝”，那还是不孝。因此，教人孝道，也就必然要使孝道以感性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情感体验）深入人心，使人诚心诚意地践行孝道。这种以感性的方式使教化深入人心，使之内在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十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和实践，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育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具有深厚美有传统的国家。

（节选自社卫《美育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