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唐宋以来我国艺术、尤其是传统绘画的一大审美追求。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在谈到中西绘画艺术异同时曾说：“西洋画是加法，中国画是减法。”这“减法”之喻，颇巧妙地点出了传统中国画在意象经营和意境创构上追求“简”的审美个性，这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积淀的差异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古代艺术家看来，“画以简贵为尚”。究其渊源，这种以“简”为贵的思想的兴起与产生，在构成我国传统文化之骨干的禅、道、儒三家学说里已昭然可见。

尚“简”的艺术思潮自唐宋兴起，它和当时风靡流行的佛教禅宗多有瓜葛。“自唐宋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文人画始祖王维就受禅风濡染极深。他把参禅领悟的意境融入绘画创作，使超然空灵的胸襟和清简萧疏的山水化为一体，在禅心与画意的交响中开创了洒脱、淡简、高远的“南宗”文人画风。自此，五代的董、巨，宋朝的苏、米，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等，其作画均不用浓墨重彩，而是在绘画技法上从简淡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之状，尤其在疏简的笔墨中敞亮出一个幽远的境界。禅学精神，影响到我国艺术，在方法论上给后者的重大启示正在于“以经济的笔墨获取丰富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钱钟书语）而古人论画语“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就来自禅家话头，乃宋代禅师宗杲的名言。

主张“道法自然”的先秦道家美学，浑身上下都充盈着崇朴尚简精神，与儒家思想一道成为了“简”思想的源流。道家美学、儒家思想比禅宗思想更早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老子》讲“为道日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诸如此类，无不指向为“简”之道。它们在我国后世艺术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在道家本体论哲学里，“道”是宇宙的生命本体、造化的本根本源，它“不言”“无为”，既“素”又“朴”，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就其浑整性而言，可谓之“一”。而万事万物皆由它生发而来，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至道不烦”的第一层含义。换言之，世间万物作为各单个存在体，当然是既多又杂的，但是，若超越纷纭繁杂的物象而“以道观之”，则种种差异皆泯然不存，最终“道通为一”。此乃“至道不烦”的又一层含义。“通于一而万事备”出自《庄子•天道》的这一哲学命题实为道家“至道不烦”思想的扼要表述。

与偏爱自然的道家美学相比，儒家美学更重文饰，但也重“文”不弃“简”，主张“简而文”。儒、道两家美学向来分歧甚多，但在推重“简易”这点上，却是殊途同归。事实上，在后世以巨大张力制约我国艺术走向的，恰是这种儒、道合流的尚“简”观念。

在有限的画幅上，一条曲线，即宛若一座起伏的山峦；一块空白，却代表万顷碧波的水面；梁楷画中的人，八大笔下的鱼，白石墨里的虾，用笔用墨极简略洗炼，却气韵生动，跃然纸上。这是一种技巧。“删繁就简”“以少总多”这既是画理，更是哲理，是用于绘画之哲理，是充盈哲理之画理。这是我国传统绘画有别于他国绘画的独到所在。

（摘自李祥林《中国古代美学的尚“简”精神》，有删改）

    李白诗的语言弹性，他的修辞、句式和篇章组织的生命感，都是与渗透于其间的诗性直觉和用典密不可分的。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氏直觉的再生性处理。钟嵘《诗品·总论》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的用事即用典，直寻即直觉。但钟氏的话带有片面性，好诗是不废直觉，在不少场合也不忌用典的。关键在于如何用。直觉的文化密度较疏，用典的文化密度较密，诗中的文化疏密度应该得宜。更重要的是，直觉须具精神深度，直逼事物本原；用典须能点化，化出文化真趣。

    李白为诗，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神韵，因此直觉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以山水为友，总能以一种不隔、不俗的心情体验山光水色，常常凭着瞬间的直觉，把带着自然露珠的新鲜意象采入诗中。他这样写《对雨》：“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他这样写《晓晴》：“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水纹不起，你何必发愁？风线难牵，你岂能感到它重？这些不可言喻的感觉，都是把风线水纹牵系着自己感觉神经所致。雨后初晴，清池积雨而满，绿树淋湿而低垂，但是迎着晓光已是鱼跃莺吟的生命欢快，诗人已经以直觉切入自然界的生命节奏之中了。他这样写郊外：“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他这样写县府衙门：“山鸟下厅事，檐花落酒中。”（《赠崔秋浦》）在郊外，他体验到青牛趋暖、白鹤栖高的情趣，直觉到大自然饶有意味的沉默。在县府衙门，他体验到无为而治的县令公事清闲和诗酒兴浓，竟然与花鸟同乐了。由于他以直觉拾取清新的意象，有些诗行几乎语语珠玑，带有自然的光润性。

    直觉的魅力，在于它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还原出诗的天然本性和天真情调。面对这种天然纯真，人们当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思无邪”。也就是说，直觉的本质在于真，它卸去了某些文化化妆。如《越女词》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采莲女笑入荷花去，是一幅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何等鲜丽的画面。她竟然会“佯羞”，但人们不会因其“佯”而觉得在作假，反而觉得她胸无城府，脱口而出，天真无邪。作诗作到这个份上，也可谓化境矣。

（摘自杨义《直觉的魅力与流水用典》）

    “恭敬”连用，表示态度温顺和蔼。古时候，这两个字却各有侧重，“敬”是内心修养，“恭”则是这种修养的外在反映或者显现。

    先说“敬”。在儒学看来，人心（性）至善至妙，但是作为个体，人在出生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后天欲望、情绪的干扰，从而使至善至妙之“心”受影响、被遮掩。如何才能保证不失本性之真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保住个性且使之与集体意识一致呢？这就必须要持“敬”。朱熹曾说“主一无适之谓敬”，他所说的“一”，不是特指某一具体事或物，而是具有丰富儒学内涵的哲学概念，是“道”所生之“一”，也就是最为纯真的人之天性。而“无适”并不是无所适从，而是持守专注，不起别念。可以看出，朱熹所理解的“敬”就是将全副心思用到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上。宋儒曾拿《礼》中“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这两句话解释“敬”：拿一只空杯子，也应该像拿一杯盛满开水的杯子那样；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也要像走进有人的房间里一样。不能因为没有开水，就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也不能因为房间里没有人，而生轻慢之心和不好之念。否则，杯子会因大意而摔掉，心性也会因邪念而亏损。“敬”在日常实用当中，其作用也是如此之大！

    再说“恭”。所谓“恭”就是“敬”的外在表现。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出，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表情或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敬”的内养，也无一例外地会表现在外表上，那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一幅端庄肃穆的样子。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往往方巾葛袍，严于治家待人，不苟言笑，“坐如尸，立如斋”，透出来一股僵腐之气，所谓“道貌岸然”，指的就是这种形象。在儒学统一的价值标准下培养出来的道学家，也有着统一的行为规范和言行举止。表面上看，似乎是超凡脱俗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它不仅扼杀了个性，而且也从根本上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相违背。“道貌岸然”，恰好是儒学走向僵化的标签。

    宋儒忽然从先秦经典里找到一个“敬”来解释修身的手段，很可能是受佛教重“定”的影响。儒士们持敬的态度，跟僧侣日常的修为做早晚功课很是类似。更主要的是，持敬要求专心一致，也跟“定”中之境有几分类似。一般所谓“入定”指思绪不起，使慧心呈现；而持敬也是专心于一处，不作他想，以便内养充盈，真性流露，通于大道。若果真如此，那么，宋儒重敬，还说明了另外一个儒佛融合的问题。不过，敬到底还有儒学色彩，因为敬时精神守持一处或专注某物，而“定”则打断了与现实生活的一切束缚，是精神自由生慧得“悟”的必要手段。二者一重“有”，一重“无”，这也许可以说是儒佛二教价值指向上的不同的必然结果吧。

    虽然“恭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很浓的封建色彩，甚至给人僵化和腐臭之味，但是，作为内修的一种手段，恭敬要求个体以温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却是值得肯定的。任何时候，盛气凌人总是给人留下坏印象，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不如温厚和顺给人亲切感，这一点，却是必须记住的。

（选自《传统文化导论》）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并没有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因此，它就有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两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既可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可以在消化西方哲学的情况下，“接着”西方某个哲学派别讲，而使之成为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由西方哲学传入，并经过众多学者利用和借鉴西方哲学而发展成的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一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它无疑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哲学”作为其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如果我们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不仅要像南北朝诸高僧那样，系统地翻译介绍和借用西方各时代的经典和各种流派的学说，而且还要像隋唐时期的高僧那样，通过对西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消化西方哲学，丰富中国哲学，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就是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某些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哲学就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创新。

    有的学者提出，对哲学思想不仅可以“接着讲”，而且可以“对着讲”或“另外讲”。我们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只是说对于哲学，应该发展它，并没有只能“接着”某种哲学讲的意思。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着讲”和“另外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因已有儒墨思想，他从相对立的方面“接着讲”的。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方面是接着老于讲；另一方面，又与郭店的三种《老子》本不同，直接批坪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

（摘编自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

    双水村的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确实硬了许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两千元。另外，铁青骡子卖了一千六百元，这头牲畜干赚了五百元。两千五百块钱哪！

    孙玉厚老汉早已表明了态度，他对儿子说：“这钱是你赚的，怎个花法，你看着办吧！爸爸不管你……”秀莲一门心思要拿这钱箍几孔新窑洞。

    他想拿这钱作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他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仍是老话，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砖只要一赚下钱，首先就要修建窑洞（不能一辈子住在饲养院）。

    他，他父亲，少平，秀莲和他妈一齐上手，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时，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好后，他率领一家人开始打土坯。

    第一窑砖坯很快装就绪。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

    这天晚上一直弄到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明天早晨就要点火呀！

    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一队的饲养院。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住了，这院子一片寂静。

    秀莲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

    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画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

    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的心一惊：这时候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

    他在被窝里轻轻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他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面的说话声——这下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面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少安尽管不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他本来想叫醒妻子，但又怕惊吓了她。他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仍然能听见那声音！

    他于是顺手在门圪崂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

    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

    他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

    少安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敞口子窑洞前。啊！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

    老汉没有发现他，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道：“……大概都不应时吃夜草了……谁能在半夜里几回价起来添草添料呢……唉，牲灵不懂人言呀，只能活活受罪……”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地走到了田万江老汉面前。

    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

    原来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

    人啊……

    少安也蹲下来，说：“大叔，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牲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它们。石头在怀里揣三年都热哩，更不要说牲灵了。你不要担心，庄稼人谁不看重牲灵？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牲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它们，随时都能去看望哩……”

    万江老汉这才两把揩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对队长说：“唉，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不由人嘛！”

    少安也笑了，说：“今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哩，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

    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睡熟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溜出了门。

    他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呆到庙坪山那边亮起了白色……

    天大明以后，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

    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

    清晨，在双水村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十一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技巧在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排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排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炫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诗人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冥合，往往能创作出含意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来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可以说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