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

冯友兰

    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其实，并不费解。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被了解，被赏识。万古的月球，好像开了一盏明灯，这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

    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第三、四句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照他们的解释，不是圣人最宜于为王，而是为王者必定是圣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关统治者的事都称为“圣”。皇帝的名字称为“圣讳”，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甚至于皇帝的身体也称为“圣躬”。

    欺骗终究是欺骗，没有人信以为真。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孟子起，就把政治分为两种：一种名为“王”，一种名为“霸”。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宋明以来，道学和反道学的“王霸之辨”，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 

    照我的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最宜于为王的人是圣人，因为有圣人之德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大公无私，只有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只有圣人才最宜于为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义。

【注释】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材料一：

    大数据技术是21世纪最具时代标志的技术之ー。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简单的说，大数据就是将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数据能够及时地进行筛选、分析，并最终归纳、整理出我们需要的资讯。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都有着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没有大数据分析，教育就是在玩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动态博弈中，教育的需求是长期的、动态的。将大数据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能够让我们在教育或者被教育的过程中，更清晰更准确更迅速，甚至能提前“预知”成功。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学情诊断、个性化学习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大大提升了教育品质，也帮助了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真实信息，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大数据的到来，学生在一个课堂中的需求与态度，经由大数据的处理变得可视，这也为教研活动提供了更鲜活的素材。

    大数据的渗入真正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基于大数据，可以精细刻画学生特点、洞察学生学习需求、引导学生学习过程、诊断学生学习结果。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背景和过程相关的各种数据测量、收集和分析，从海量学生相关的数据中归纳分析各自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此外，大数据可以在保障教育规模的情况下实现差异化，一方面可以因材施教，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可以达成更大的教育规模。比如MOOC平台突破了传统教育中实体教室的限制，课程受众面极广，能同时满足数十万学习者学习需求。由此可见，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深远重大。

    大数据与教育相结合是大势所趋。

（摘编自《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2019-03-20搜狐新闻）

    材料二

材料三：

大数据主要在四个方面对教育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对数据价值的认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最核心的区别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方式以及对数据的应用上。传统数据的采集方式相对来说只能够彰显出学生的群体水平，而非个人在同学科课堂上“开小差”的次数分别为多少，他在一道题上逗留了多久，等等。

（二）方便教师更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大数据让教师能够更方便获得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的真实信息，例如：在不同考试中的错误对比分析情况，有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另外，也能够帮助教师根据学生整体学习情况选择最合理、最能让全体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高效学习。学生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育领域的大数据与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密不可分，当前的教育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老师讲、学生听、期中期末考试评分等等。大数据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判断事物的可行性和利弊性，详尽地展现了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无法察觉到的深层学习状态，进而有条件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

（四）增强教师责任心和强化师德建设。因为在大数据平台下，教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和强化，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教育素养来应对这种竞争。例如：在大数据面前，教师教书授业的好坏，对他个人影响甚微；不认真备课、授课的老师，事业将会停滞不前。

（摘编自百度文库《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四：

新型冠状病毒成了2020年飞出来的一只黑天鹅!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但是，不可否认，这只“黑天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我们生活的变化。

    比如“线上购物”对“线下购物”的加速替代。尽管大家早就形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但是经历这次疫情之后，这个习惯还会被深度发掘，比如买菜，之前我们还是习惯去莱场，但是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在网上买菜了。如果仅从购物方面来讲，未来的购物一定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线下场景产生的交易，也会在线上进行，就好比你去商超买东西，手机当场就可以下单，然后很快送到你家里。

    再如“线上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加速代替。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人习惯了在家里学习，传统的学习/培训机构必须加速转型。就像互联网改变了产品的流通路径一样，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以前知识传播只有在教室才能发生，每个老师只能面对几十个最多上百个人授课。而现在一个老师可以在线上跟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落后山区（只要有网络）。这就是线上教育的核心优势，它使优势的教育资源平民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我国教育问题的核心。

材料一：

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此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民族最早的大家庭逐渐成形，国家由此诞生，“大同”社会理想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价值追求逐渐深入人心。

秦汉至宋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成熟并迈向新的高峰。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支撑，民本思想、文治主张、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得到丰富和完善。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是对“大一统”的坚定追求。

明清以降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厚遗产。“大一统”趋势愈益强化，新生社会因素愈益彰显。面对新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甘沉沦、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历史从来都不是冰冷的过去，相反，我们一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今天的现实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缺乏历史关怀、历史自觉的民族，不可能拥有远大的未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历史道路的自信，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摘编自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有改动）

材料二：

所谓学问，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与对材料的融会贯通、对问题的融会贯通紧密相关。为此，推动历史学科融合发展，首先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既要在整理材料上做到融会贯通，也要在思考问题时把相关联的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还要把问题与材料融为一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要想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并形成重大成果，必须把不同历史学科的材料与问题融会贯通起来。

做到融会贯通，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使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真正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

只有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才有可能贯通古今，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研究成果有思想穿透力，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摘编自王震中《以融合发展推动史学创新》有改动）

材料三：

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它是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较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这文献材料本是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摘编自王贵元《努力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有改动）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 30年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大众性、通俗性或民间性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对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那么到了新时期文学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作家在格外注重借鉴和转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步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以儒道释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有别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虽然在新时期文学 30年中出现过很多带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许多中国作家也曾以“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普鲁斯特”等相标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众多以西化相标榜的中国作家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改弦易辙，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和文学返祖，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资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母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再认同，也就是都逐渐经历一个创作文化心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比如，“先锋文学”的转向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先锋文学”从西洋化或欧化转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在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创作转型中有着鲜明的印证。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长期具有文化寻根思维和意识，他们从文化寻根层面走向了文体寻根层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深入到了中国古典文体的寻根。 

只不过新时期文学 30年偏重于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中寻找可供现代转化的文学资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史传传统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纷纷写出了向《红楼梦》致敬的文学作品，或者向古典文言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毫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让《世说新语》的文学传统发生新变。 

从传统文化转化角度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致力于寻找传统儒家文化人格在乱世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力量，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很分明。陈忠实认为，“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接了下来。” 

实际上有些不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长篇小说同样闪耀着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爝光。如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如此，徐秋斋和李麦、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典型形象中都隐含了作者寄托的中华民族刚健不息的精神和意志。李準和陈忠实的创作几乎一脉相承，他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为了展示民族精神、展示对民族前途的信心而创作的。我要借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强盛下去！”可见民族精神的追寻是“泛寻根文学”的艺术灵魂。 

（摘编自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