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黄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展”。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