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材料二：传统英国乡村治理，其实质是以庄园为核心的生产活动的安排问题和庄园内部领主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的社会关系调节问题。贵族阶级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将部分司法和行政权转移到庄园中，以庄园法庭为载体，有效地维护着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庄园制度对英国社会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为英国土地私有产权的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得英国政治变迁具有精英斗争的特征；庄园制度也衍生出了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

——朱可心《庄园制传统与英国乡村治理》

材料一

唐代长安人口“不啻百万”。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拥有108个坊，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内行、笔行、大衣行……波斯邸等等。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唐肆则“如东市”。

——摘编自子墨《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材料二

据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宋京城汴梁市场上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宋代的早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然后饮食上市”。在潘楼东十字大街，每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领袜之类，至晓乃散，谓之鬼市子”。

——搞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