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三：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材料  晚清国门洞开，随之而来的除了大炮巨舰还有外来的思想文化，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无锡人裘廷梁创《白话报》提出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并“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字风靡一时，其传布之广泛实在是超迈前人的。在新思想突破旧思想的时候，新文体也突破了旧文体。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见。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从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这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反对文言文的文化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深刻的双重意义上的语言革命，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

                                                                ——摘编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