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①新文化运动推动报刊发展  ②政党政治深入发展

③报刊关注国民思想的改造 ④国人办报遍及各地

材料一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轰破了国人几千年“天朝上国”的迷梦。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在近代反侵略的进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努力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斗志。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宋凌迁《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