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在这些南渡之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距离中原比较近的新安(新安江的源头)。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子东山再起的劲头儿，但是面对的却是“山九田一，丰亦不足食”的现实。新安人虽然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条件，但大自然给了他们便利的水路，特别是新安江，直接可以通达杭州，再通过杭州与大运河相连。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形成商帮集团。

——摘编自[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材料二

明嘉靖(1522—1566年)至清末民初，新安商人渐趋衰落。 一代代新安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了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新安商人达到了鼎盛时期，‘无新安人不成商’这种说法，开始叫遍天下”。

——摘编自韦庆远《明清史续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