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同时，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而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弦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为了管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地区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税关组织。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中央垂直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福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以佐国家经费”。

材料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一：

《歙县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即使）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徽州地处江南区域，既有丰富的土产，又能依靠运河沿线一带的苏、浙等商业重镇，对外贸易的货物供给自不必说。至于如何躲避重重官禁将货物运达输送，则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购销网络。研究表明，徽商的购销网络是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双向性销售，由海商、行商和坐贾或手工作坊三者构成。其中，行商既是负责将国内货物送达海商的媒介，也是将海商从海外收购到的商品运送回坐贾或手工作坊的中间人，而坐贾或手工作坊则是“源头活水”，他们或是深入农产品之地收购或是从事深加工，成为一级货源。

——摘编自张晗《论明代徽州海商的形成及作用》等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洋行（特别是英国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运进汉口等商埠。汉口十一个大华商定期在上海通过其代理人购买进口的布和纱，然后把货物转售给汉口的零售商和从湖南及河南前来汉口购货的商人。1896-1897年兰开夏访华代表团报告说：“在整个长江流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商人从事棉制品的进口（对华输出）贸易，除上海外，英国资本已经从汉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没有向重庆等新口岸投资。”有些专利商品或体现先进技术的商品，从20世纪开始时便建立了由西方人监督的中国代理商销售网。直至清末，进口货物的大部分销售业务仍操在中国人手中。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