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还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会离开，这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材料一：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 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 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 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 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 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 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

    2018年2月2日，《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7年行业规模达到5.72万亿元。目前，共享经济主要分为出租使用权、置换所有权、知识技能共享三种经营模式。其中，出行共享由于存在高频需求特点，用户黏性高，最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企业融资总额达千亿元，共享汽车获投总金额居于首位，或将成为下一行业风口。

    相比于表现突出的共享出行、空间共享领域，共享充电宝的前景引发担忧。报告指出，共享充电宝的盈利模式类似共享单车，且损耗率与硬件成本更低，但存在质量安全及信息安全隐患，面临充电技术变革风险，共享充电宝用户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指出，与外国相比，国内共享经济目前领先企业数量、企业估值均不及国外，但国内共享经济企业数量增速更快，发展势头强劲，部分领域企业成功突围开启全球化征程。鉴于国内市场广阔，未来发展前景可能较国外更好。

（摘编自南方网）

材料二：2012—2018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

2014—2020年中国移动出行用车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estimated的缩写，估算。

（摘编自《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

材料三：

    Uber，Airbnb，特别是共享单车的风靡，带来了“共享经济”这个新名词。市场上的共享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共享经济的经济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个体经济的强势回归，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共享经济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的选择，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人们说，共享经济来了。

    在共享经济市场上，有一种新生事物也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商业资本的关注。它便是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ZHO共享纸巾。

    现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新业态正是一派“阳光普照”。在国家政策层面，“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府所鼓励的，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都搭上了这趟便车，要么一路绿灯，要么经过一番博弈，最终也大多胜出。而在大众层面，一般对高科技发展都高看一眼，对挑战银行、出租车等“旧势力”的技术创新，都是一片欢呼。而我们也不难得出，ZHO共享纸巾能够迅速风靡全国，得到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青睐，也离不开上述两个宏观背景。

（摘编自中国网）

材料四：

    “共享经济”的概念首次由马科斯·费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个人汽车共享和租赁时提出，而“共享经济”在经济社会中具体的表现模式，则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得以出现。此种新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特征，成为当今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运行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本质仍然是供给和需求双方通过市场交易促成双方效益的实现。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供需双方的交易模式、交易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存在必然性。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也被称为是“基因魔剪”。这种技术能精准地对基因组进行编辑。它可以引入一段基因，消除一段基因，甚至可以对基因组进行单碱基的修改。有了这款工具，我们能够很快地对基因进行编辑，方便研究的开展。目前许多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背后也有这种技术的影子。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该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贺建奎还将在峰会现场展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的成功性。

    （摘编自《世界首例！一对双胞胎在中国诞生，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新浪网）

材料二：

    一对基因编辑婴儿成了最近舆论的焦点。据称，因基因经过修改，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然而，这个原本看起来颇有些轰动效应的“首例”，却很快遭到质疑与反对。毕竟，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克隆猴、克隆羊，而是人类。

    毫无疑问，从生物技术的角度上，这是一个突破。但显然，这样的医学行为，不是割双眼皮那么简单，更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它关系到人类基因的谱系，因而，这项研究充满了争议。

    首先便是伦理上的担忧。通过基因改造人类，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从公开的资料看，这项研究的确做了伦理上的报备和审查申请，也得到了通过。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人类是否有资格对此作出决定？

    其次，通过基因编辑，这两名婴儿的CCR5基因发生了永久的变化。诚然，她们对HIV病毒有了天然的免疫力，但其他生理功能，是否会出现变化？是否会出现基因变异？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2018年11月26日，人类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了。然而，科学的意义，永远在于展现天使的一面而非魔鬼的一面，在于为人所用，而非让人类自毁长城。这不是反科学的态度，恰恰是科学的自爱。否则，打开的可能就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而是潘多拉的盒子。

材料三：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就“基因编辑婴儿”消息发表声明称，高度关注此事，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百余名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坚决反对有违科学精神和伦理道德的所谓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声明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实属违反伦理道德和有关规定，已严重扰乱科研秩序，对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声誉造成严重损害。尽管基因编辑可能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但显然，这样的医学行为关系到人类基因的谱系，关系到每一个人，也蕴含着伦理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我们高度关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有关“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信息，该事件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核实。我们始终重视和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开展科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进行，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摘编自《中科院等各方发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光明网）

材料四：

    已故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生前曾预言将诞生“超级人类”。他认为，由于富人们寻求通过技术手段改善后代基因，新的、更为先进的“超人”将因此诞生。霍金生前曾写下一系列文章做出上述预测。在文章中，霍金做出大胆猜想，即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创造一种新的超人物种，甚至可以摧毁其余人类。

    霍金认为，掌握社会资源的富人很快将有能力进行选择，他们会花钱推进研究并让自己的后代接受“改造”、改变基因构成，从而创造出具有更强记忆力、抗病性、智力以及寿命的“超人”。他指出，（各国）可能会通过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法律，但人类无法抗拒改善自己特征的诱惑。而一旦这样的“超人”被创造出来，人类社会将面临重大政治问题——“超人”将以更快的速度继续进化，而其他人类则无法与之抗衡，他们将‘被’死去或丧失社会存在意义。

    （摘编自《霍金预言超级人类将诞生，甚至摧毁其余人类》环球网）

材料一：

    在数字技术、网絡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不断革新的大浪潮中，实体书店该如何作为，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拥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阅读，正确认识阅读人群。凡是用眼睛与耳朵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阅读。承载知识与信息的各种纸质与非纸质媒介形态，都是人们赖以阅读的工具。因此，阅读人群应该是所有拥有视觉、听觉等能力的普罗大众。其次，我们要认识实体书店在人们阅读选择中的正确地位。原来人们几乎100%依靠报刊围书获取知识与信息，现在这一方式可能仅占比10%，甚至还会更低。再次，我们要正确认识实体书店的社会价值与人类价值，把它做成融通各种阅读社会心理的文化空间。

(摘编自刘建华《实体书店，通向文化空间》，《人民日报》2019 年07月18日)

材料二：

    自互联网进入围书行业以来，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环节的实体书店，逐渐被拥有同等功能的网络平台所取代。此外，由于图书行业的利润原本就较为稀薄，再加上阅读方式改变、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以卖书为主业的实体书店越发举步维艰。但是，在政策和资本的助力下，实体书店在销售服务、空间体验等方面转型升级，逐步摸索出“图书+餐饮+文创+休闲”的多元业态融合经营模式，实体书店的整体行业发展有了回暖趋势。

    目前，新型实体书店的经营产生了新一轮同质化倾向，小清新风格外观、咖啡茶饮、文化创意产品，似乎成为新开书店的“标配”，基本体现不出书店的个性以及与主打图书的联系。可想而知，时间的流逝会使“高颜值”带来的引流效果不断减弱。

    在大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高颜值”的新型实体书店必须紧密围绕书店的文化特色和图书的选品特点，开展多元混合业态经营，让图书售卖从边缘回到中心。此外，新型实体书店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不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获取每一位客户的深度需求，从而为消费者画像。当前，一个书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衡量其附加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型实体书店还应通过业务交流和培训，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书店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让其深度认可书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自觉成为书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政策及资本助力之下的实体书店“开店热”，无法让实体书店真正“脱 圈”，因为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实体书店，而是国民阅读的氛国和环境。

(摘编自张华、刘满元《实体书店终究还是要把“顾客”变成“读者”》，《光明日报》2019年09月25日)

材料三：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书店的挑战下，传统店铺和实体书店面临种种经营困境。但与此 同时，一批隐身街区巷弄、藏匿地库阁楼的独立书店，却由于坚持特色定住、多种经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独立书店正作为一个微型文化综合体，通过特色的文化定位和环境打造，以书籍展售、主题展览、演讲座谈、读书沙龙等多元经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实践中勇敢探索互联网时代“书店+”模式的生存法则。纸质阅读是网络阅读的有益补充，独立书店成为精英文明、经典文化守护者，是传统阅读文化和社区邻里文化的捍卫者。独立书店彰显的不仅是小众市场的精英目标和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更是一种对独立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坚定守卫。独立书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依托，通过空间生产的多重场域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的多维拓展，展示独立书店的“书店+”模式的经营力量。

(摘编自向勇《独立书店的价值定位与营造策略》)

我国历史上，家教是促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对基层社会治理起着有益的作用。如今，吸收借鉴古代家教在传承主流价值观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更好发挥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意义。

（一）传承家训：主流价值观的通俗化。家训是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家庭内部施教，最主要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家训大都是训主结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对人伦亲情、世道人心、社会变化做的深入阐述，说理透彻明了，读来亲切可感。历史上的很多家训，不仅对训主一家一时产生了影响，且还泽被后世。

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誉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家训专著，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著训立说的主要用意和家教的基本内容，也为后世家训树立了样本。清人王钺曾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整体看来，《颜氏家训》体现了进德修业的理念、知行结合的家教方法、重教崇化的价值诉求，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遵行家礼：主流价值观的日用化。古人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把学礼、尊礼看作人立身处世的重要依托。家礼是传统中国人优良教养的载体，我们常说一个人教养好，是与家庭范围内遵礼行礼分不开的。家礼的内容不单涉及家庭成员行为处世的言行要求，且还对家庭生活中的冠婚、丧、祭等事宜的具体开展、实施做出了仪式化的要求，说明了相关的程式和具体操作规仪，这也是家礼中最主要的内容。古人制定家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落实“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和“纪纲人道之始终”，即夯实人伦亲情。古人认为要使人伦亲情和谐有序，就需从家庭生活中的点滴言谈举止入手，通过时常练习行为规仪，方能做到临事自然应对。对整个社会而言，千千万万家庭遵行家礼，有助于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古代家礼文献中，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久负盛名，将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礼教做了全面总结和说明，是家礼教育的集大成，影响早已超出家庭。

（三）制定家规：主流价值观的规约化。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是古人制度化的家教方式，是硬性的伦理规范。在古代，制定家规的人多半是文人士大夫、饱学之士、士绅乡贤，他们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也都受过主流价值观的教育熏陶，他们在制定家规时，自然都遵循传统的纲常伦理，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入家规的制定当中，这使得“家法必遵国宪，方为大公”成了家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这种将社会价值观念、法律、道德融入家规的做法，也起到了促进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作用。家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违反家规的言行做出惩戒性的规定，以教育家庭成员改过迁善，起到警示作用。“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家规影响所及是细致入微的，有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企及的作用，较为直接地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下潜到千家万户。

历史上，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义门郑氏，其《郑氏家规》被视为古代家规典范。该家规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具体的惩戒措施，即便是一家之长，违背规定也不能例外。该家规还特地要求入仕为官的子弟“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规定了义学的设置等相关事项，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正因此，郑氏一门在家规的约束下，取得了突出的治家成效，屡屡受到表彰，其家规也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家规或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

（摘编自王永祥《家教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