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我欲招魂，四五日苦雨凄风，问归何处？情怜犹子，数十年嘉言懿范，痛想生平

②梦断北堂春雨萱花千古恨，机悬东壁秋风桐叶一天愁

③获选昔乘龙犹记东床惭坦腹，游仙今驾鹤那堪北堂仰遗容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少好学问，有志行。哀帝立为太子，成帝选喜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为卫尉，迁右将军。是时，王莽为大司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听莽退，众庶归望于喜。喜从弟孔乡侯晏亲与喜等，而女为皇后。喜执谦②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于是用左将军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

    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师丹为大司空，而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执正议。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后数月，遂策免喜曰：“君辅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马印绶，就第。”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亏损德化。罪恶虽在赦前，不宜奉朝请①，其遣就国。”后又欲夺喜侯，上亦不听。

    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归故郡，晏将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诏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悫②，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伯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赐喜，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赐谥曰贞侯。

（选自《汉书》，有删节）

【注释】①奉朝请：给予闲散大官的优惠待遇。②端悫（què）：正直诚谨。

    吴起者，卫人也，事鲁君。齐人攻鲁，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曰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昔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 ， 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 ， 很多记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 ，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 ， 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横家”。他们朝秦暮楚 ， 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600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其父卒二十岁，秦灭韩。韩破，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 ， 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道还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沛公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再战，秦兵竞败，遂至咸阳。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縞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沛公乃还军霸上。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鲰生教我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今为之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羽，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

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

天下始定，刘敬说高宗曰：“都关中。”上疑之。留侯曰：“夫关中左崤函 ， 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汉十二年，高帝崩 ， 后八年留侯卒，谥为文成侯。

(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 ， 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焉，赐宴及袭衣遣还。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豫缴缴著名绩，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

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臻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巩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