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了。

    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他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时常念叨他的西南联大。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

    1980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节选自陈璇《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27日）

材料二：

    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当时的教室是土坯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

    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

    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节选自《潘际銮自述》，《环球人物》2015年第22期）

材料三：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60年代，他率领一支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历时3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说：“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

——（节选自《把自己与祖国的发展“焊”在一起》）

材料一：网红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具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并且有能力将这些社交资产变现（变现方式通常包括广告与网红电商）的人。网红的商业价值正在被逐渐挖掘。相比较于粉丝经济的“漫灌”营销，网红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网红兼具广告或流量费相对较为便宜以及更为平民化的特点；二是网红们凭借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能够更精准地将产品导向粉丝需求，实现“精灌”营销，提高了消费转化率。

在网红产业链中，主要的成员包括小型社交平台、综合社交平台、网红、网红经纪公司、电商平台以及为网红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平台或品牌商。

（摘编自《网红产业链深度解析：揭秘网红店为何成为热点》）

材料二：2020年前全球的互联网活动90%将与在线视频有关，而超过70%的人将以在线视频替代电视成为观看影片的主要方式，庞大的在线视频商机将因之浮现。根据Go-Global的统计资料，中国是在线视频成长潜力最大的国家，2013年约有5.7亿在线视频的观看者，2015年在线视频观看者已上升至7.1亿。2014年的在线视频产值达240亿人民币，预估2018年能达到900亿人民币，每年以超过35%的速度增长。

2016年中国网红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2016年中国网红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自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以来，借着“消费升级”的春风，相关产业链均展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动能。随着“双十一”的到来，在消费者欢快“剁手”的背后，更多的人看到了“新零售”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新商业机会、新岗位需求，其中，“电商网红”作为直接连接消费者和产品的一环，其巨大的流量价值和变现能力已经得到验证。而关于2016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的大数据报告显示，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中，“网红”以54%的惊人数据高居第一。

（摘编自《齐鲁晚报》）

材料四：自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微博直播观看人数迎来新一轮增长，除了秀场直播发展迅猛以外，多个垂直领域日均观看人数也成倍增加。其中，美食和游戏领域增长最快，分别为341.8%和342.6%，时尚、搞笑、母婴、美妆等领域增长率接近或已超过100%。日均观看人数增长较多的领域是美食、母婴等垂直领域，说明直播对用户渗透程度进一步加深，各领域内容与直播结合程度继续提高，网红内容开始向直播形式进行更深层次的转移。

    2016年，短视频市场迎来爆发性扩张，网红短视频内容消费量也随之大量增加。从2016年5月起，微博网红原创视频播放量稳步增加，到2017年3月同比增长209.4%，这期间月增长率高达75.4%，涨势喜人。网红短视频内容播放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网红内容形式份额比例不断改变，大量图文内容被信息量更丰富的短视频所取代，短视频也开始相应地迎来网红数量与用户量的逐步增加。

（摘编自《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材料一：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

    “相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增量，我更关注存量部分的资源盘活。”全国政协委员汪浩然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大量闲置资源以及公共资源共享还存在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目前一些租赁模式的共享经济在资本炒作下增量过快，一味通过从增量中找增量的方式，出现了无序投入、资源浪费的情况。共享经济想要健康发展，还须“从存量中找增量，而不是从增量中找增量”。江浩然呼吁，“国家应该在鼓励共享破除瓶颈上出台政策措施，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共享经济要发展更要健康》人民日报）

    材料二：

    共享经济的萧条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2018年12月，大概是ofo最难捱的日子。自中旬起，ofo总部就遭到讨还押金的用户的围堵，队伍从五楼排到一楼，又从大堂延伸到马路上。曾与ofo分庭抗礼的摩拜单车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在被美团收购后20多天时间里，摩拜毛损人民币4.07亿元，平均每天亏损1500多万元。

    仅在几年前，共享单车发展的速度如同搭上火箭。2015平10月底，ofo投放单车数量仅2万辆，到2017年，这一数字迅速攀升至2300万。疯狂扩张的背后，是投资者们不断输送的融资血液。数据显示，2016年有超过20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存，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用户规模也呈指数级增长，2016年共享单车的用户1886万人，同比增长700%。

    但到2017年底，共享单车死亡名单越来越长，悟空单车、3Vbike单车、小鸣单车、酷骑单车等皆上榜。市场洗牌、管理失控、烧钱恶性循环、资本逃离，甚至挪用押金填补缺口，这些因素汇聚起来，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向还未成熟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大败局》）

    材料三：

    共享单车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公司管理不善，“罪魁”或许来自共享单车商业模式无底线的炒作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挑战。

    当资本把分段式租赁炒作成共享经济后，这种商业模式就注定无法实现盈利。正如德国一家媒体为共享单车算的账所显示：每辆单车成本250欧元，按照每个用户4天使用一次的平均值及每小时12欧分的价格，想要依靠用户的租金收回成本，实在遥遥无期。它不但不能激活闲置资源，反而增加了共享单车的运维负担。

    从人性角度看，共享单车挑战了国民素质。之前有报道称，共享单车是一面“国民照妖镜”。它们就那样几乎无监管地放置在街头巷尾，你可以把它破坏了，或是据为己有。监管和追查的成本都不低，而惩处的力度却不高，这就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破坏与损毁的行为也就随之而来了。低监管、低惩罚的现状确实构建了一个道德陷阱，引诱人们往里跳。

    共享经济或许在中国真的很难实现，它不仅考验创业者的胸怀，同时也挑战了人性黑暗面。当急功近利、烧资本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通病后，这种商业方式犹如闪闪流星，转瞬即逝。

    （《共享经济始于炒作，毁于人性》）

    材料四：

    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李开逐表示，共享单车是重线下重投入的行业，相比毫无节制、粗放的大规模投放，这个行业能够持久性地健康地运行下去，必须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去年10月，哈啰单车陆续投入使用了具备五重定位、自适应蓝牙组网、智能语音等功能的第五代智能锁，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共享单车的运营效率，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闲置率。比如自适应的蓝牙电子围栏，单车须要停放在蓝牙划定的范围内才能锁上；针对车辆容易堆积且有去无回的“城币黑洞”，哈啰通过AI算法和大数据，自动找出“黑洞”区域并设置为“禁停区”。

    共享单车的运维服务商说，限于政策规定，哈啰单车在北京地区的投放总量是不占优势的，但为了提高每辆单车的使用效率，线下运维人员会将单车来回捣腾。“即使是在热点的地铁口，哈啰也不是每个出口都投放，而是会选择那些人流量更大的出口。”

（《共享单车比拼精细运营》）

材料一：

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人们一直强调的是它的媒介属性，这并非因为其“文学性”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不把“网络性”说清楚，网络文学的所谓“文学性”一定会是以“纸质文学”的文学性为模板的。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它与纸质文学的差异，和同一媒介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不同。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当网络媒介彻底成为主导媒介之后，应该不会再有网络文学的概念。

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确立基本形态的前20年，正是文学从纸质时代迈向网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形态被叫作传统网文。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的网络版”，其实是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的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展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由于“传统网文”形态的确立，“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总结才能谈经论典。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并非泛泛意义上的“不朽之作”“传世经典”，而是具有文学史样本意义的文学作品，其核心特征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设想和历史求证，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因此不免带有神话色彩。

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于21世纪前后。此时，中国社会也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宏大叙事模式也在这个时期趋向瓦解，其社会心理转型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的“第一世代”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是“传统网文”的主要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十几年后，成长于宏大叙事凋零时期的“90后”“00后”出现，对于宏大叙事，他们总是一边建构一边拆解。在以“吐槽”“玩梗”为特征的“二次元”创作中，宏大叙事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在“二次元”转型后的网络写作中，如何讨论经典性的问题，或者是否还该用经典性这个概念来讨论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仍待解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也需要全新的视野。

（摘编自邵燕君《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

材料二：

网络文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它不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自发生成、自由发展的状态，作品量大，泥沙俱下，有些作品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以至于很多人将网络文学与“垃圾”“糟粕”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成为学界与政府的共同期待。

传统文学批评界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批评和期待，主要基于精英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以传统的文学经典为模本的期待。批评者要求网络文学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反映当下人们最核心的困惑与焦虑等沉重命题。传统文学对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要求是这一类人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评判依据。

这种文学批评的精神向度无疑是纯粹的、崇高的，但是，网络文学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文学，它植根于网络新媒体平台，体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的全新形态和特性。游离于网络文学的写作现场，仅仅凭传统的精英文学视野对网络文学“经典化”做出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批评对象联系不深刻、不紧密的问题，因此这种文学批评很难为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以及网络媒体所接受，也就很难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与学界不同的是，政府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期待，是在提倡坚持传统“经典文学”精神的基础上，把人民群众满意认可作为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把网络文学寓教于乐的社会效益放在评判优秀作品的首位，同时也没有否定和忽视其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网络文学存在诸多缺陷，与学界和政府的“经典化”期待还相差甚远，但其总体的发展向度是与期待相统一的。其一，网络文学来自草根，草根是其最主流、最庞大的读者群，网络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的意志、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大众文学的网络文学，其自发的创作倾向本身就包含了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与正义、追求真善关、弘扬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要求。其二，网络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尽管“芜杂”，但大部分都是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因感、焦虑和向往，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最核心的时代欲求。

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网络文学不仅需要方向上的指引和精神上的提升，更需要“接地气”的扶持、理解和关怀，在评判网络文学时，尤其需要尊重网络文学的特性和网络文学读者、作者的感受与需求，不能完全以传统的“经典化”标准进行评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考虑其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刘小源《两种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经典化”》）